深圳经济特区逐梦记

杨烨 |2011-07-01 09:09392

深圳经济特区街头悬挂大型标语牌,表达特区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4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考察深圳等经济特区时,再度强调,特区基本政策不变。

  深圳经济特区街头悬挂大型标语牌,表达特区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1993年摄)。记者 刘玉生 摄

  深圳经济特区,一个熟悉而特殊的名字。

  “深圳,被赋予的角色不仅仅是‘特区’,更是中国改革的一种探索,既然在‘探’就是要摸索,在所难免会有一些争议。”原新华社副总编辑闵凡路在接受《经济参考报》专访时这样说。

  “逃荒”逃出的“特区”

  “穷”恐怕是1979年之前深圳最为生动的写照。

  “那时候没有菜,只能就着梅干酱下饭,即便如此,饭也是吃不饱的。”已经在香港居住了40多年的萧先生,曾在深圳长大。根据他对《经济参考报》记者的描述,40多年前的深圳只是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就是深圳的“上级”宝安县城,也仅有一座两层小楼。

  而不远处的香港则是另一派景象,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免税港,香港大部分商品免税,还可以随便购买黄金及兑换各国货币。烟、水果、粮食……香港所有的商品都不用票证,只要有钱就能买到。

  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代,为了维持生计,当时很多没有饭吃的深圳农民开始逃往香港。根据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初,宝安县的10户人家中,就有9户半逃往了香港,往日勃勃生机的村庄一下子没有了炊烟。

  尽管无从考证,但正是这次“深圳大逃亡”,让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正视深圳面临的困难和现实,并探索和思考中国的改革之路。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特区建设的号角就此吹响。打破大锅饭、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在深圳这块荒芜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打破计划经济的种种改革举措,也随即引来诸方非议。

  1983年,特区成立三年之际,一篇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长文在北方一家党报上刊发,并在随后广为传播。文章内容影射正在进行各种市场化改革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其后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

  “人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所以当全新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惯。”闵凡路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1985年,拉开“对深圳第一次大围剿”序幕的是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文章直指深圳特区没有做到中央规定的三个为主,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设备又是香港、日本淘汰的东西,同时,特区的繁荣主要是靠赚内地的钱实现的。此后,关于深圳的讨论遍及海内外媒体。

  在充满争议的舆论氛围中,特区的各项改革和建设依旧前行,但脚步开始有些“迟疑”。时任深圳市市长的梁湘颇感压力,曾多次邀请邓小平到深圳看看,但邓小平一直没有明确回答。

  直到1984年1月24日,一直在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要到南方转转,“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1月26日,邓小平来到深圳特区视察,陪同父亲南巡的邓小平女儿邓榕在回忆中提到:“邓小平一路走来,大多是在看在听。”

  就在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珠海的第三天,他写下了25个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特意把落款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也就是他视察深圳的日子。

  这一题词,在第二天通过新闻传遍全国,有关特区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邓小平的题词对深圳特区作出了肯定,为深圳摘掉了此前“租界”的质疑帽子。在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1987年,邓小平再次就特区发表讲话说:“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打苍蝇”还是“关窗户”

  在1984年邓小平南巡后,深圳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就在这里,领跑者———深圳蛇口工业区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最早开创由一家企业全资开发一个社区的先例;最早在全国采用工程招标的做法;最早改革干部制度,实行聘任制,破除干部终身制……

  然而,就在深圳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向前飞奔时,一些“小瑕疵”也开始显露。上世纪90年代初期,深圳特区的性质再度成为争论焦点。

  “窗户打开了,自然会有苍蝇飞进来。”闵凡路说“围绕着深圳特区建设1992年所爆发的那场争议,归根到底就是我们要选择‘打苍蝇’还是‘关窗户’。”

  闵凡路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位老记者去了趟深圳,回到北京后老记者不时感叹道“当时站在深圳街头,满街都是卡拉OK厅、都是‘川妹子‘湘妹子’,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那时广东有这么一种说法:先做流氓,后当绅士。”闵凡路说,“高楼林立的繁荣景象让我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好的变化,但是深圳在学习香港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黄赌毒、官员腐败、假冒伪劣等市场经济中一些不好的东西,这对当时的中国是个不小的冲击。”

  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一些人开始“愤言”。

  “引发国内出现非议声的根本诱因,是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闵凡路说。据他回忆,那个阶段,国内曾出现政治风波,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国外苏联东欧出现剧变。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发表《大失败》,预言中国会在世纪末之前垮台。

  “那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内忧外患的情况明显的摆在那里。”闵凡路说。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经济可谓风云变幻。

  “这种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特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作为特区的深圳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桥头堡”,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腐蚀”社会主义的一道门。

  深圳特区能不能这样办下去?在巨大的舆论压力环境下,深圳的创业家们也开始产生疑惑,这是正确的路吗?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出现了边走边观望:外面投资的人在观望,往这走稳不稳;里面干的人,原来想扩大规模、扩大生产的,也在观望,以免此后翻车。因此1991年左右,深圳的经济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闵凡路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关键时刻,邓小平的第二次南巡给“尴尬”中的深圳吹来一阵春风。1992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在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他用铿锵有力、高屋建瓴的讲话,系统回答了关于特区性质的问题,拨开层层迷雾,使得争议逐渐平息。

  特区该不该“特”下去

  在邓小平二次南巡扫平了深圳发展障碍后,深圳在发展道路上再次加速前行“这时全国各地的人都涌入深圳,‘下海’就是那时出现的流行语。”闵凡路说,“当时深圳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有知识的有为青年,他们带着理想闯深圳;一种是打工仔,南下打工;还有一种就是当地人。”

  在闵凡路的记忆中,当时的深圳在外人眼中“遍地都是黄金”,当你置身深圳时,整个人都会感到兴奋,会被一大群实干家的精神所感动“深圳最早引进的外资都是港资,都是来料加工,多为做服装的企业,像苹果牌的牛仔裤,一条可以挣几元钱。到后来,美国的、日本的、全球的投资者都开始扎根深圳。”闵凡路告诉记者。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得不提“老板”一词开始流行,也是源于那个时代。无论是对政府官员、还是对企业老总,在深圳,大家都称呼其为“老板”,而这个称呼习惯也在后来被国内的其他城市纷纷效仿。

  不过,好景不长,1994年,争议再次袭来。资料显示,1994年3月,北京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写了一份上呈高层的报告,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了,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一柄锋利的匕首戳在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有人这样评述道。但是在整个1994年,深圳选择了沉默。而伴随这位经济学家持续在各地演讲发表其观点,加上一些地方领导人的不满情绪汇聚,一股针对特区争论的战火开始升温。

  第一个站出来反驳的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1995年,厉有为在《深圳特区报》发表题为《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的文章,指责这位经济学家鼓吹“特区不特”,质问“棍子向谁打来”。随后这位经济学家开始发文回击,一个学者和一个城市将论战推向高点。

  而这场争论在1994年下半年迎来转折点,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中央政治局三名常委的频繁视察。

  根据报道显示,1994年6月19日至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重要讲话,为经济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江泽民特别强调说,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

  4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考察深圳等经济特区时,再度强调,特区基本政策不变。

  不久后,在1994年11月9日至1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再赴深圳、珠海等地进行考察。对于特区,胡锦涛说,在新的形势下,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将在实践中进一步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就这样,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深圳所有传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关“特区不特”争论和不点名批评那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后———戛然而止。

  一篇网文引发的新思考

  经历了数年繁荣后的深圳,也面临着新的思考。

  2002年冬,一篇网文炙手可热。网文的题目是《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是“我为伊狂”。该文从深圳四大明星企业———中兴通讯(000063,股吧)、华为、招商银行(600036,股吧)和平安保险———“迁都”上海的传闻写起,从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国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环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发展积弊。

  这无疑深深触动了深圳上下的心窝。只过了一个月时间,就有数万网友阅读了这篇文章,连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也看了两三遍,并称“很有感触”。

  随后围绕这一话题的争论纷涌而至。此前人们对“经济特区”是否要继续存在下去存有的争议也开始重新升温。有人甚至认为,经济特区执行关税等优惠政策,与WTO的精神相违背,“入世”之后,经济特区的这些优惠政策都该取消。

  可以想像,在国家战略中地位的失落感,让每一个深圳人都感到迷茫和不安。不可否认的是,深圳必然面临新形势与新挑战。

  《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引发的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深圳不再追求成为综合性超级城市,而是自觉定义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城市。

  “首先,深圳的优势在于创新;其次,深圳不做华盛顿、纽约;第三,深圳可以做硅谷。”于幼军曾这样描述过深圳的未来发展。这个思路也得到了包括质疑者在内的很多人的支持。

  从深圳经济特区诞生的那天起,探路,就是国家赋予深圳最大的使命。而争议,始终伴随左右。

  没人可以预计深圳未来的路究竟是否平坦,但毫无疑问,深圳仍将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前沿的试验区,继续前行。

  (本文由记者杨烨、实习记者梁倩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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