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日前下发内部文件对携号转网下一阶段的试验工作进行了安排。新的安排中，“稳定压倒一切”，试验范围和方式与之前并无不同。不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不再为试验设定具体期限。这项据说能使消费者、国家和电信行业三者都受益的举措在一片质疑声中又被一拖再拖。

　　事实上，“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早在1996年，美国颁布的《电信法》中就提到了号码携带业务。2002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宣布将要引入移动号码携带，要求运营商针对号码携带业务的引入及实施费用进行估算，此项决定遭到了移动运营商的联合反对。经过多年周旋，美国的携号转网业务于2003年11月24日开始实施，从立法到实施历时7年之久。

　　而中国到2006年10月的时候，时名为信息产业部的工信部才发布了630号文件《信息产业部关于保障移动电话用户资费方案选择权的通知》，该文件即为被业界称为“携号转套餐”或“携号转品牌”的政策。在工信部的指导下，天津、海南两地开始筹备实施携号转网试点。

　　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近日提供的数据显示，试点期间，业务申请达到50万人次，而实际完成号码携带业务不足5万人，申请转网成功率仅为十分之一。携号转网试点半年，实施效果似乎有些差强人意。

　　可怜的数据以及消费者逐渐消失的热情使得相关部门面临的压力愈来愈大。然而，在配套措施不足，市场效率、企业内部效率、用户选择自由度上需要寻求平衡的前提下，不设限的决策也并非推卸责任，有时候拖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儿，毕竟即便这算不得世纪工程也称得上10年大计了，稳妥前进无可厚非。

　　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发生的各种插曲不得不引起重视。例如：

　　2011年1月，天津联通副总经理刘克康在其微博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情况越来越热闹，喜怒哀乐酸狂闷傻等字都不足涵盖表达。一些运营商……曾经一览众山小，手握IT利器，主导着市场高端，而今却在用难自圆其说的方法为携号转网设置障碍……”。与此同时，天津联通与天津移动员工的口水仗也愈演愈烈，有移动员工说，天津滨海和静海分公司申请携入移动的用户全部被联通拒绝……

　　不可否认，携号转网背后涉及的运营商利益之争制造了众多“事端”。这些事端也恰如一道坚硬的商业“光芒”，刺痛了局中人的双眼。“携号转网不设期限”希望是有关部门为未来留足充裕的准备时间，而不是监管者在审时度势地比较考量。诚然，游戏规则的残酷性让不少人固步自封，但当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广泛而正确的共同认知后，摒弃狭隘的利益之争，为国人带来更多的福祉才是国有大型企业所应有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