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北京。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这里举行。

　　18日，人大代表们庄严地按动表决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诞生了。

　　这是中国金融界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时此刻，世界各地也关注着这一大法的出台，因为它庄严地预示：从此以后，中国金融活动有法可依，走上法制的规范轨道，标志着中国金融管理向国际金融先进的通用原则又大大迈出了一步。

　　这部大法从立意到出台，整整经历了16个寒暑，几千个日日夜夜。它的诞生，是中国重新认识自我发展之路的过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走向世界先进行列的过程，是中国的金融事业从封闭走向变革，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

　　为了探寻那段不寻常的经历，记者拨通了曾任央行条法司司长、如今已70多岁高龄的余培翘老前辈的电话。谈话间，老人家亲切耐心，让人如沐春风，细致而有条理地讲述着20年前的那段经历……

　　“1990年，我调到央行条法司任副司长。总行领导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快恢复、调整起草小组，加快银行法的起草工作。立法任务时间之紧、任务之重，让我一进条法司就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余老回忆说。

　　“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成立40多年后，才着手起草这么一部金融法律？”面对记者这样的提问，电话那头余老笑答：“我估计你会提这样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不能充分理解银行法出台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就无法真正理解这部法的价值和意义。”

　　余老说，改革开放前，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银行业务比较单一，财政统收统支，银行统存统贷，采用的是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管理银行，并以下发文件形式得以实施。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金融业发生了深刻变化，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变革开始了。国务院于1983年9月作出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从此，我国的银行体系由“大一统”的银行体制走上了中央银行体制的轨道，恢复和分设了工、农、中、建等银行以及保险、信托公司，与此同时，国家对经济管理也逐步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金融领域中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金融关系，比如说，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中央银行和其他银行的关系，再比如说，银行和企业、客户之间的关系等，这些新的关系要得到很好的解决，就必须要改变原有的管理方式，减少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带来的随意性和不连贯性，这就需要采取法律的形式来实施有效管理，由法律来保障金融业稳健发展。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中央银行体制建立的时间还不长，金融改革的许多工作还处于探索和实验阶段，各种金融监管和各种金融活动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无法可依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金融界应有自己的大法”的呼声日渐高涨，日益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