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资本项目一定要开放。与此同时，我们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改革也必不可少。

　　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开放。那么，现在资本项目下的开放是否已经水到渠成？

　　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条件已经很成熟了，外汇储备多，金融机构很稳健，所以说应该开放；另一种观点是，中国金融机构承受风险能力不够，过快实现资本项目开放可能会带来很大风险。

　　谁得益 谁受损

　　“从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来看，每一次贸易、资本项下开放，业内都存在“风险控制能力不行、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担心。中国加入WTO之前，大家讨论的都是狼来了、企业要破产、失业问题等，但事实证明，只要有充分的应对能力和空间，中国企业、金融机构的市场承受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

　　放松资本管制或者说放松资本项目可兑换，谁是得益者？谁是受损者？巴曙松说，在资本管制、货币不可兑换条件下，能够获得对外投资和拥有外汇的，往往是一些游说能力强的大型垄断企业。大量有创意、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在放松资本管制之后，市场化的有活力的金融机构能获得发展机会，它不用去跑审批要额度，就能集中注意力发展它的衍生工具，发展它的风险管理工具。所以说，真正受到冲击大的，是在管制下能够获得一部分管制资源的垄断型企业，以及宏观金融决策管理部门。

　　巴曙松坦言，资本项下开放受冲击的主要是决策部门，不确定性多了，需要面对的市场更广，要考虑的事项更多。因此，最有可能选择的就是“拖”，而且管制本身带来了权力。

　　巴曙松认为，我们现在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大概需要经历5~8年的时间。“积极稳健”不等于无所作为，应该设定一个清晰的时间表，积极推进。

　　巴曙松说，人民币跨境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结算货币使用普遍之后，逐步成为一个投资货币，投资市场深厚了，才可能成为一个储备货币或者说国际化货币。

　　开放的过程中，国内宏观货币的平衡和宏观审慎框架的跟进很重要，政策决策有很多的溢出效应。所以要评估境外流通人民币规模有多大？原本是用外汇，现在可能用人民币，对整个国内货币的供应量影响有多大？目前来说应该影响不大。现在的结算规模相对来说还太小，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开放条件具备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胡祖六表示，资本账户开放利大于弊。资本账户开放，中国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而维持资本控制有很大的成本，最重要的就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给企业、给投资者、给居民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

　　资本项目开放是我们30余年累积市场化改革的一种自然延伸，如果我们资本账户不开放，市场化的转轨过程就没有完成。

　　胡祖六说，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不用再等待。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像葡萄牙、英国开始资本项目开放，很多条件都没有全部到位，最后证明也是有惊无险。新兴市场很多国家也相继进行了资本项目开放。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所有推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或经济体，他们当时的宏观经济条件和金融市场条件，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和现在的中国相比。而且已经有那么多的国家实行了资本项目开放，我们有很多模式可供参考、很多经验可资借鉴、很多教训可供吸取。

　　现在从宏观经济层面，我们的经济成长、国际收支的状况、外汇储备，甚至我们的金融体系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已经是无与伦比，条件基本上都已到位，不应该有任何借口再拖延。一个有效率的、健康的、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国家，应该有这么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不必急于完全开放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潘英丽并不完全赞同立刻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的观点。她表示，资本项目开放有一个过程，目前的开放度已经达到50%左右，还没有真正开放的是8项。

　　潘英丽认为，中国资本账户下完全可兑换的时机还不成熟。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需要具备3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利率市场化。因为假如允许资本自由流动，那么现在老百姓存钱是负利率，大家都可能储蓄搬家，把资金存到外资银行，银行马上就会发生流动性危机。因此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而不是明天就马上完全开放。第二个条件，国内资本市场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内债券市场。因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等国的很多企业去国外借短期债券，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话，就会出现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这两个问题，导致汇率大幅波动从而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第三个条件就是人民币汇率必须达到合理的水平。

　　要有“背水一战”准备

　　胡祖六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的具体实施之前，需要做好各种准备，要循序渐进。“我不担心技术层面，但是有一点问题是‘改革疲劳症’，有时候一定要通过某种外部的压力来推进改革”。

　　资本项目开放不是单向的，不是只需要我们走出去，它完全是双向的。市场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市场配置资源。要提高金融系统的抗震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要使金融业在全球有竞争力，也需要开放。“我相信中国人并不笨，开始要有点‘背水一战’的准备，很快就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就像我们的制造业，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那种‘狼来了’的担忧几乎没有发生，因为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学会了如何应对市场和风险。所以我们有很强的竞争力。”胡祖六说。

　　具体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很多细节，很多技术性的东西。胡祖六解释说，按照IMF定义，基本账户下的交易项目有好几十项。第一步就是要让境内的居民能够对外直接投资，这就包括我们的个人也包括我们的机构，包括我们的企业，能够自由地到境外任何地方以美元、欧元去投资，也不需要外管局的批准。这是境内对外的直接投资，应该是比较开放了。

　　其次，我们知道很多QFII和QDII有某种程度的开放，但是还有很多的限制，并没有达到全球化资产配置的目标。这样的话，股票、债券方面还需要进行一些开放。

　　第三，银行之间的跨境信贷要稍稍放松。

　　最后，从很多国家的教训，一般都是短期的外债出问题，这点我们要审慎。中国是高储蓄的国家，我们的资本市场运作良好，我觉得大部分的居民、企业、机构也不用到国外借短期债，如果这方面先缓缓，也没有害处。这是一个细节的问题。

　　还看经济转型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资本项目一定要开放，不开放的话人民币不会是储备货币。与此同时，我们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改革也必不可少。因为各国央行持有了人民币，如果我们没有债券市场，没有高流动性债券市场或者说股票市场、衍生品市场，就很难大量持有人民币作为配置资产。尽管很多中国人不愿看到美元这么强势，但没办法，因为美国尽管有金融危机，但它还是全球最大、最有深度、最有流动性的成熟市场，有这么多的债券、这么多的股票、这么多的金融资产。”胡祖六说。

　　潘英丽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最大问题取决于中国经济能不能转型成功，在未来10年和15年内，如果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了。人民币国际化没有任何问题。假如转型不成功，就面临很大的挑战，很可能就是：你是国际化了，它的份额仍然会回下来，可能步日元的后尘。关键还是经济转型和法律制度，这是未来最基本的两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