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

　　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咨询研究专家（2001～2002年），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局级）杨建文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后世博”时代的上海经济发展，当前需要克服思维惯性，并实现转型发展。

　　“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杨建文说。

　　上海经济后劲增长乏力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经济2008年上半年，出现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苗头，2009年又进入一轮较短的世博经济繁荣期，这一时期前后，您如何看待上海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表现？

　　杨建文：这两年全国经济走势呈现出一个抛物线形态：2009年低开高走，2010年高开低走，2010年第一季度到达峰顶，第四季度是谷底。上海经济增长也是从低到高再转低，但这条抛物线比全国平均水平更加陡峭，大起大落。

　　上海的高点比全国高出3个百分点，前后的低点却比全国低3个百分点。2010年增幅逐季下跌，从15%落到5.9%，落差9个百分点。

　　这至少说明三点问题：第一，宏观调控的作用是明显的，上海对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反应很敏感；第二，上海的经济结构缺乏弹性，过度依赖基础设施投资，上海世博前后固定资产投资的落差直接影响增幅升降，今年一季度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下降40%；第三，世博后经济增长回归常态，也就是回到了全国平均线的下端，虽然2011年一季度开始回升，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就经济结构而言，今年1到4月份，上海经济在工业和进出口这两块表现不错。但投资和消费市场较疲软。

　　工业方面，今年一季度两位数增长，达到了12.5%。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4.8%。消费市场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4%，增幅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8.1%。

　　这其中，看起来乐观的工业增长，也存在一些问题。

　　上海六大支柱工业增幅超过10%和20%的只有两个产业：汽车和成套设备。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22.5%，成套设备同比增长23%，其他几个重点工业行业都低于10%，甚至出现负增长，比如钢铁负增长2.3%。

　　汽车和成套设备中，国有资本占很大比重，这两个产业支撑了工业，工业支撑了上海的经济增长，这是好事，但是同期国有经济的投资又下降了28.2%，这就给上海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在进出口方面，国际市场总体上在趋暖，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如果我们对出口的依赖仍然如故，且不说有悖于转型发展的大方向，即使从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讲，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也很大。

　　居民消费和投资水平都处于不正常的水平。从经济行为来分析，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偏低。这与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预期有直接关系。短期内难以正常。

　　所以，结论是，上海经济增长未稳，而投资下降，后劲增长乏力。第一，上海整个经济增长，一直在低位运行（剔除世博因素）；第二经济发展结构上的不合理较为明显。

　　关住通货膨胀的“水龙头”

　　日报：最近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成为较热的话题，您怎么看目前的通货膨胀？

　　杨建文： 形成通胀预期的原因很复杂，外部原因主要是输入型，内部原因主要是流动性过多。其中内因是根本的。

　　为什么流动性会过多？关键是两个“水龙头”，一个是外汇储备。

　　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22.8万亿人民币，央行为了购入这些外币付出的人民币，都是高能货币，都进入流通，都在流动，乘上货币流动速度则更放大了货币供应规模。

　　今年一季度统计上出现贸易逆差，似乎这个水龙头流出的水少了一些，但这是错觉，事实是进口量没有大的增加，进口额的增加是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了，一个铁矿石，一个粮食。

　　4月份马上又接着一个反弹，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又增加1800万美元，意味着又流出1万亿高能货币。接下来，如果国际市场继续回暖，内需市场仍然难以启动，那么，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外汇占款，这个水龙头还得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

　　第二个“水龙头”，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009年的中央政府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当年带动社会投资10万亿，渡过了难关，却留下了隐患。

　　去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及时调整，开始收紧。发行央票、提高准备金率等等，将这个水龙头拧了一拧，但作用有限。学者普遍估计至少流动性要比常态情况下多出5万亿美元。

　　这个问题起先并不尖锐，是因为房地产像个海绵，一大笔资金投入房产领域，从而固化沉淀了下来。

　　房地产价格迅速上升，使社会和经济矛盾激化，于是去年4月份开始对房地产进行调控，“海绵”消失。流动性过剩派生出高位运行的CPI和PPI。

　　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今年4月份也提到要管好总闸门。从国家宏观决策来说，我个人非常赞同。但问题是现在已经下了很大的工夫，仍然关不紧。这时就需要考虑替代的“海绵”。

　　日报：替代的“海绵”？

　　杨建文：对替代品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吸收流动性的能量要大；第二对长远发展来讲，是要有一个好的促进作用，社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并综合地对整体发展有好处；第三个是可以创造增量GDP。

　　今年，居民和企业银行存款数据有大幅度的下降，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收藏品。从中可以看出，高价值的收藏品是替代“海绵”之一。

　　第二是产权市场。证券市场仅是产权市场的一部分。证券市场以外的产权市场也是可拓展的方向之一。以日本为例，日本每个国民的股权收益，平均达到了3000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P都只有3000美元。

　　第三是金融衍生品。譬如与教育、医疗、养老相关的，可以通过新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来保证居民今后的收益，同时又把现在的流动性集中过来。

　　第四是房屋租赁市场。上海现有2300万人口，房子1200万套。照理完全可以实现居者有其屋，但现在是房屋拥有者与房屋需求者不均衡。租赁是调节两者供需平衡的一条路径，也是发达国家现在较为成熟的做法。

　　人民币升值与上海应对

　　日报：那么，对于外汇储备和占款带来的流动性又有什么办法解决？

　　杨建文：以上是总闸关不紧的做法，但现在可以探讨的是，第一个水龙头关紧（外汇储备）的可能性是有的，即人民币升值。现在人民币升值的策略是“拖”字决和“被”字决。

　　我认为必须主动地、大幅度地升值。基于刚才所做的分析，我们控制流动性的基石变了，因此人民币升值策略必须变。

　　原先担心的，是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出口产业，从而影响就业。但现在看来，人民币升值20多个点，出口没有受影响，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人民币升值对于就业问题的影响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大。

　　媒体和学者还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经济一蹶不振，担心我们重蹈日本覆辙。但中国是有条件避免这种情况的。中国与日本相比，有广阔的内需市场，启动国内市场，一旦产生投资效应，产生财富效应，就能够避免硬着陆。

　　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能减缓通胀压力，把水龙头关紧了，通胀压力肯定能够缓解。

　　第二可以减少进口成本。我国近20年以来进口原材料，尤其是能源、大宗商品进口的比重越来越大，今后依赖度还会进一步提升。

　　第三，人民币升值以后，老百姓拥有的货币购买能力提升，财富得到增值，消费可以拉动。

　　第四，投资效应，财富增值可以扩大投资，老百姓可以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第五，衍生效应。我主要指人民币国际化，尽管跨境贸易的本地结算实行将近一年了，但量并没有扩展上去。更重要的是，由于汇率扭曲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了人民币在进出口结算两端完全不协调。在人民币本地结算过程中间，进出口使用人民币结算比例是1：9。因此，原本是想通过自由跨境贸易结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实际上现在被卡住了，没发展起来。但一旦人民币形成均衡汇率，反过来会拓展金融和贸易这一块，在更大区域范围之内互动，也就是会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个很好的推进。

　　《第一财经日报》：如您所说，人民币主动和大幅度升值有其必然性和可行性，那么，它对上海影响几何？上海又该做何应对？

　　杨建文：任何宏观形势的变化，都将对上海经济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从上海的角度讲，要提前做好预测和准备，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认为，首先要考虑的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和行为，在这一背景下，会有机会得到强化，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而人民币国际化又是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

　　其次，购买力的提升将引导消费市场实现繁荣，上海可以在形成全国消费市场的领头羊上有所考虑。

　　至于工业，上海的工业，包括汽车、成套设备这两项工业支柱产业，都是进口替代性的。进口替代性的产业，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是不利的，因为它将使进口成本降低，从而对进口替代性产业形成冲击。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上海的工业将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基于转型内需拉动和人民币升值内需推动的大背景，上海的工业可以考虑往海外转移以及向上海以外的国内其他地方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