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付国际支付等需要，一国政府需要持有外汇、黄金、特别提款权等可以用来对外支付的资产，它们共同构成一国的国际储备总和。其中的外汇部分，就是外汇储备，它是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对外债权。

　　现在我国央行的账户上躺着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巨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与第二位的日本相比超出近2万亿美元，已遥遥领先。

　　想想看，如果你的银行账户上有大量的美元存款，你一定会觉得底气十足。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外汇储备超出了国家所需要的合理规模，它就从原来的财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

　　主动积累外汇

　　考察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曾有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到199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从90年代初的仅100多亿美元，增加到了1000亿美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一增速放缓。但到了本世纪初，外储的增长再度明显加快，从2002年开始月同比增速持续维持在30%~50%。

　　随着基数的不断扩大，这样的增幅令外储的积累更加迅速。

　　2006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并在次月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储第一大国。32个月之后，即2009年4月我国外储再超2万亿美元，23个月之后，突破了3万亿美元大关。2006年底以来外汇储备年均增量达到了5000亿美元。

　　对于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积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认为，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不能说是哪个因素单独起作用。这些因素既有前期政策的因素、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原因，也有商务部和出口企业不断努力的原因等。

　　外汇储备的积累起始于改革开放之初选择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出现过外汇严重短缺不够用的情况，我们没有钱去进口，后来国家制定了促进出口获得外汇的政策，”赵锡军教授说，“正好这个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慢慢合拍，包括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另外也与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加入WTO的努力相吻合。”

　　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政府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刺激出口，同时限制进口，力图保持经常项目的顺差，然后再利用强制结售汇制度将这些外汇收回政府手中。此外，政府还积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旨在引入资金的同时引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依靠劳动工资的低成本优势，和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加工方式来换取外汇大幅度增长，这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一个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王晋斌教授说。

　　在出口导向型战略中，政府采用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可以说为我国外汇储备的积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制度规定企业必须将超过规定限额的外汇到商业银行进行结汇，而商业银行也不得持有超出限额的外汇头寸，超出部分需到银行间市场进行平盘，而央行则将银行抛出的外汇全部买入，来逐步积累我国的外汇储备。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称为“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这种创汇经济的成功导致1991年以来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格局形成。

　　“热钱”流入促使被动增长

　　到了本世纪后，外汇储备的积累又受到了另一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升值。

　　配合了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1994年中国实行了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将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由原来的1美元兑5.22元人民币调整至1美元兑8.7元人民币。随后人民币汇率处于小幅升值的过程中。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因承诺汇率不贬值，将人民币汇率钉在1美元兑8.2元人民币的水平上。从那时起，这一固定汇率制度一直维持了下来。

　　随着中国经济连年的强劲增长，从2003年开始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越来越强烈。为了博取各种人民币升值的可观收益，各种资金通过各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渠道进入到中国，这种所谓的“热钱”流入成为外汇储备增长的另一大来源。

　　“由于虚拟经济高的资产价格泡沫，再加上长期经济增长的看好和人民币普遍升值的预期，所以肯定会吸引外资进来，”王晋斌教授表示，“外汇储备来自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比例大概是六四开，现在大概有1.8万亿美元是经常账户，其余则来自资本账户。”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年2月发布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披露，2010年净流入我国的热钱规模为35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7.6%，占当年GDP的0.6%。不过，更多的专家和分析人士相信，更多的“热钱”是通过经常项下一些看似合法合规的途径隐蔽性流入的，其规模远远超过官方数据。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汇率刚性导致的升值预期，从而带来的热钱流入在中国外汇储备中占据着最大的一块，是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过多的“罪魁祸首”。

　　在鲁政委看来，热钱流入从而带来外汇储备增长过多的根源则在于僵化的汇率制度。

　　他指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开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浮动恐惧”——因为金融市场落后，缺乏管理汇率风险的工具，这就需要一个超级巨人来帮助企业管理，提供隐含的保险。而这个超级巨人只能由政府来承担。政府通过一个不变的盯住汇率为所有的涉外企业提供了一个担保，从而支持了经济增长。我国也是这样。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需要强制结售汇来提供担保，这是采用强制结售汇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导致了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发了巨大的‘热钱’流入，而此时央行也只有被动吸入外汇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步渐进升值的步伐，由此带来了外汇储备快速增长。”鲁政委说。

　　多方面入手控制增长速度

　　从原来的主动积累，到现在的被动吸纳，外汇储备终于从原来令政府理直气壮的巨额财富，变成了一个让货币当局倍感压力的沉重负担。

　　根据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测算，考虑到对外支付、短期外债、居民出国用汇、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等因素，我国外汇储备有1.1万亿美元就足够了。显然目前的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远远“超标”。

　　“很多外汇流入的话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影响相当大。”刘利刚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通胀也会因为外资流入太多造成国内的M0和M2过度发行，通胀就出来了。在资本流入过多的情况下比较自然的结果是：国家物品价格会升得很快，另外资产价格会升得很高。所以说，当务之急是把进来的钱要很快地输出去。

　　他提出，作为保障功能的1.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投资于风险低、流动性高的资产上，而剩下的1.9万亿美元实际上完全可以分散投资于其他高投资回报领域。

　　余永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不要盲目追求贸易顺差，在减少外汇储备流量的前提下，减少外汇储备存量。如果不能减少贸易顺差，可以把贸易所得转化为海外投资或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有条件援助等，从流量上来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其次，是要做好已有外汇储备的分散化，确保已有外汇储备（存量）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

　　“在今后几年中，中国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是：一方面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减少贸易顺差。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的唯一途径是刺激内需，用内需代替外需。在此过程中，中国外汇储备对GDP的比例应该下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来。”他说。

　　目前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达到了50%，而日本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在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