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爱默生(图中)看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的不止是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澳大利亚发展成熟的金融服务业也值得进口。

　　没有沟通,就没有承诺;没有沟通,就不会有国与国之间紧密的商业往来。当中国跻身贸易大国后,与贸易伙伴之间的高层战略对话越来越多,其效果也有目共睹。5月30日,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克雷格·爱默生在上海外滩中心浅谈了该国对中国二三线城市投资的憧憬,希望中澳之间也能搭建高层交流平台,以便商讨一些贸易和金融领域互惠互利的事项,并为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开放建言献策。

　　加大金融服务出口

　　在爱默生看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的不止是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澳大利亚发展成熟的金融服务业也值得进口。

　　进驻中国市场,澳方有自己的优势。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服务业在金融危机中不仅存活了下来,还表现突出。因此,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公司来中国发展有其根本优势。比如,掌握了世界领先技术、专业技能团队和人才资源丰富等。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的稳健性表现在,全球只有9家银行享有“AA”级或以上的评级,而澳大利亚银行就占了4个名额。

　　在全球资本市场竞争力方面,澳大利亚也有自己炫耀的资本,比如拥有全球最大的管理资金池(1.7万亿澳元),即拥有亚太地区最大的证券化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第六大保险市场、最大的并购市场以及第二大资金避险市场。

　　年度对话看下半年

　　鉴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度有限,澳大利亚商会(以下简称“澳商会”)认为,如果中国在金融监管体系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帮助,他们很愿意“添砖加瓦”为其提供详细的建议。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处表示,澳中金融服务行业合作日趋紧密,监管机构签署的备忘录和投资协议数量在不断增加。就在上个月,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在访华期间和中方签署了服务行业备忘录,并建立了年度对话机制,方便服务业企业代表和政府代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爱默生透露,该对话机制将覆盖整个服务业,首次会议可能于今年下半年召开。

　　中国近期对金融服务行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广中国国内债券市场、鼓励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个人和汽车消费融资以及加强金融监管等。决策者的这些动作也引起了海外投资机构的关注。《国际金融报》记者从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处了解到,澳商会北京分部和上海分部已经在2010年组成了金融服务工作组,此次爱默生发布的第一版关于《澳在华金融机构建议书》就是由该工作组结合今年前4个月的数据合力完成。希望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吸引中国决策者的眼球,为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参考建议。

　　针对两国投资日趋紧密的现状,澳商会在报告中提出两大建议:第一,澳大利亚金融机构同中国监管及政策制定机构应该首先建立日常交流机制,方便及时交换意见;第二,鼓励更多外国投资者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金融市场。这些政策包括:提高和扩大准许澳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到中国投资的数量和范围,提高外资银行法人化的审批速度,加快对已经成立的法人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人民币业务执照和资本金变更等的审批进度,以便为他们提供一个与中资银行相近的经营基础。

　　谨慎开放资本市场

　　该报告还对中国资本市场门槛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给出了14条建议:比如,关于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限制问题上,建议将投资上限提高到3家境外金融机构,特别是对优先发展的中西部地区要放宽准入限度。这样一来中国金融机构既可以学习到先进的金融实务经验,还能为中西部省份增加投资,有助于通过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等难题,还可以增加专业技术培训及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该报告建议,鼓励中国人民银行和澳大利亚中央银行签订互惠货币协议(建立汇率互换额度),用以支持两国贸易往来。该报告还建议,澳财政部就澳大利亚央行通过购买中国政府债券,将人民币资产作为澳储备资产。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还会拓展两国贸易空间,有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为人民币最终成为亚洲地区可兑换性货币奠定基础。

　　报告建议将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对种子金融机构最高持股比例20%的上限调高至49%,在中西部地区可以进行改革试点;在获取人民币业务执照时间限制方面,建议将申请等待期划分为不同等级,增强灵活度;除了要建立一套清晰、统一的监管规则来规范证券市场,中国还应该建立一个完善、透明的债务评级体系;希望能建立一套清晰的关于外国基金管理人如何通过QDII 推广其离岸基金产品规章制度,并允许外国基金经理对“证券投资基金法”提供修改建议和意见。此外,该报告建议中澳两国能探索一套双方认可的会计专业资格机制,鼓励学生通过考试等方式取得国际机构认可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国内专家认为,澳商会报告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建议可以借鉴,但实施起来有困难,如果外资进入过快,金融市场可能被外国资本绑架。弘业期货青岛营业部总经理刘新涛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金融市场虽然总量大,但实力较弱,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时,不能简单地做类比。外国银行准入尺度不能太高,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基本都属于国家控股,一旦竞争不过外资,损失的将是全体纳税人的钱,而不是民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