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美国是中国出口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随着中美贸易顺差逐年增加，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2010年美国的“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法案，虽然最后众议院未能通过，但是可以看到美国希望改善中美贸易条件的决心，一旦法案被通过，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全部中国产品将被加征27.5%的关税。2010年9月的中国轮胎特保案的审查，不但加征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轮胎产品的税率，而且与此同时其他的WTO成员国也在不断的向中国产品提起此类贸易立案调查。

　　日本也是通过对美国的贸易不断完善自身产业结构建设和经济腾飞的，同为在亚洲的两个国家，尽管条件不一定完全相似，但是可以从日本的对美贸易摩擦经验中看到几点经验。

　　一、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演进过程

　　1950年-1965年，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纺织品、收音机、自行车、等轻工业的出口产品领域有价格的比较优势，1955年出现了著名的“连衣裙事件”，在当年对美出口的贸易总额为5亿美元的产品中，连衣裙等棉纺织产品占其中的2亿美元，引发了日美的贸易摩擦，美国要求日本对面纺织制品、化纤制品实施自主限制。

　　1965年-1973年，日本实施的贸易立国的政策使得更多产品涌入美国市场，对外贸易的增速达到平均的16%，钢铁、机床、彩电等成贸易摩擦的重点，后通过日本的自主限制出口使得摩擦暂告平息。

　　1974年-1985年，日美贸易摩擦在多个领域频发，涉及纺织品、彩电、汽车、钢铁、半导体等多个产品，日本最后也是达成了对美国的出口数量协议。

　　1985年-1995年，半导体、集成电路成为日美贸易的摩擦焦点，美国提出要日本做出医药、电子通讯方面的出口限制，1989年的《日美构造协议》，摩擦范围超越个别商品市场开放问题，涉及经济结构、商业习惯、产品基准认证制度等文难题。1985年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使得日元大幅度升值。之后日美的贸易摩擦由货物贸易转向航空运输、保险、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涉及大米、大型零售业、通讯等弱势产业市场开放和知识产权，金融管理制度和建议制度改革。

　　二、对我国的启示

　　1.注意谈判和公关策略

　　在解决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双边的磋商和协调是不可或缺的。在长期的发展后，日美之间已经逐渐建立起来一系列的贸易对话和协调体制和机制。由政府出面成立的协商机构，定期讨论两国政府的经济合作，以消除两国在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分歧。出现贸易摩擦，则通过谈判、签订协议，解决分歧，维护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我国也可以逐步和美国建立和完善这种机制。

　　一国使用的外贸政策除了要考虑本国的产业结构改革目标，也要考虑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国际政治大环境的总体考虑。日本在应对对美的贸易摩擦的初期采取的是自主出口限制、有秩序地市场协定、价格触发机制等。在80年代的日美半导体摩擦中，解决办法是以1986年的日美半导体协议中美国迫使日本将外国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设定为20%为条件，除此以外还有诉诸于美国的管理贸易。随着WTO的成立，日本日益重视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通产省新设立了国际经济争端对策室；外务省在经济局下面设立了WTO争端解决办公室具体负责WTO的争端解决事务；2004年外务省中的条约局更名为国际法局，负责美日之间的条约，更多的注意力给予了WTO等多边法务上。2002年日本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成功的在日美胶卷贸易摩擦案件中胜诉，增加了日本用多边手段解决摩擦的信心。

　　美国的法律规定法案要通过议会的投票才能生效通过，所以在产生贸易摩擦后，如何对美国的政府、议会进行公关活动，也是解决贸易摩擦的重要办法之一。日本在美国不但雇佣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和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并且与美国的各州和地方城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美国民众进行攻关，这些活动在处理美日贸易摩擦中受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在游说初期，即便不能找到合适的代理人，起码我们可以寻找与中国市场联系紧密的企业集团，用他们的院外游说达到影响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的目的。寻找和培养相应的能够读懂和运用国际法的人才和律师，仍然是我国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去解决中美以及和其他国家间贸易摩擦的重要砝码。谈判不应该一味退缩，适时地和美国说不，也是一种手段；国家更应该培养重要人才去参与到这些国际性的谈判中；不仅是在国际贸易方面，从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的方面来看，我国也应密切和美国的利益集团进行联系和公关，受益肯定是体现在长期的。

　　2.合理利用多边贸易机制应对贸易摩擦

　　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当中，日本处理贸易摩擦的主要手段都是以双边协调和谈判为主。因为这个时期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采取的是全力支持和有效提携的做法，日本本身也还没有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总结出的“以柔克刚”、“软磨硬泡”的谈判方法，并同时用大量的公关资金在美国找到公关人员同美国的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打交道，都使得最后日本出口的损失减小。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不健全，也是美国没有运用多边贸易体制解决贸易摩擦的原因。在WTO建立之后，日本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日美胶卷贸易摩擦案件中胜诉，增强了日本的信心。

　　我国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了加入WTO的过渡时期，对WTO规则的了解和掌握逐渐加深，可以尝试向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寻求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办法，并同时注重双边的磋商和谈判，可以更好的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经济影响。

　　3.调整出口结构

　　我国是对美国出口的大国，但是从1978年到现在，工业制成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的比例中进一步提高，但是纺织品、玩具鞋类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仍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些产品基本是靠价格优势在美国进行销售，又是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可见中国出口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很大，一旦在美国市场受影响，直接影响着部分企业的生存。所以我国应该从如何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和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角度入手，实现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和差异化。除了美国、欧盟、日本等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之外，出口企业可以积极拓展非洲、中东、东南亚等的市场，这部分的市场对产品的质量指标体系不及欧美严格，并且中国现在是东盟（10＋1）的成员之一，可以让出口企业积极的拓展出口的市场领域。这样既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可以减少由于同类产品进入一个国家所引致的贸易摩擦。

　　日本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对亚洲地区扩大在纺织品和电器方面的直接投资，将出口能力迂回转移到这些亚洲国家，然后再向欧美进行出口，同时带动本国的零部件、中间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进入20世纪的80年代，由于日美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增加了对美国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特别是在房地产和金融方面。由于进行简单加工业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不可忽略的环境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占到本国该类产品生产的50%，可以考虑到当地生产或者进行产业的境外转移。中国也可以采取这一策略，从周边和我们文化价值观相似、市场准入要求低的亚洲国家开始考虑。

　　4.以摩擦为动力，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从二战后到今天的日美贸易摩擦是不断升级的，但是伴随着这些摩擦，日本也在国内施加相应的改革举措，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1950年～2000年的短短50年当中，日美贸易范围逐渐扩大，从原材料产业逐渐扩展到加工组装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20世纪50年代从纺织品开始了日美贸易摩擦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转移到了合成纤维和钢铁，这个时期日本的产业结构也由轻工业化转向重工业化；20世纪70-80年代，彩色电视机、汽车、机床和半导体是贸易摩擦的主要产品，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向了技术密集型；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在美国的金融、通信、房地产等领域的重度投资，进一步引起了宏观经济摩擦和制度摩擦，日本的产业结构也成功转向了信息化。我国也应学习日本的这点经验，以贸易摩擦为契机和动力，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产业升级使贸易摩擦逐步降低。

　　5.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和自主科技创新

　　日本在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晚，但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树立起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从零开始的日本首先确定的是＂引进－模仿－创新＂的技术进步模式，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通过消化吸收，并进一步在引进的基础上开发新技术，研究新产品。由引进电视机的国家到今天在世界上生产半导体产品的佼佼者，日本靠的完全就是技术的自主研制和开发。尽管在研发科技中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而且中小企业基本缺乏启动资金，但是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的产品根本不可能升级，和国际市场中的其他产品进行竞争根本没有长期的优势。

　　中国出口到美欧的产品中不乏质量优异，品相出众的产品，证明中国企业具备生产这类产品的能力。但是很多的企业为了眼前利益只愿意去获取国外商家愿意支付的定制费用，中国的消费者在国内的市场上都无法用同一价钱消费到这些优秀品质的产品，要么追求国外品牌的高价值产品，要么消费一般价值但是质量低一些的产品。如果这类型的企业愿意花上一定的时间，在国内做品牌建设，经过5年～7年的品牌建设，一定可以在国内获得一定的品牌知名度，由于品牌带来的价值附加会远远大于出口的微薄利润。如果品质相同，国内的消费者有部分可以转移向这类产品进行消费。

　　6.加强行会建设，紧密联系企业、行会、政府

　　尽管日本在现在越来越多使用多边磋商手段来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但是由于日美之间密切的政治、外交关系，双边磋商手段仍然是日本的重要手段。在长期以来，日本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特殊的对美国贸易政策公关的链条，而且在政府、行业协会和行会之间能够紧密配合，联手对抗，形成了外贸摩擦预警机制。日本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包括贸易会议、通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等，通过体系的安排组织，对国家层次的贸易经济安全态势进行预警，对涉及国家贸易安全的重大冲突进行预报和科学决策，并通过这些国家权力和行政系统使国家的安全决策可以实施。日本的企业行会既是日本政府管理外贸组织的外延，也是企业利益的代表，可以起到协调和监督的作用。收集外贸外资等专项调查的委托；调解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贸易关系；可以使企业避免在投资、市场和价格方面的过度竞争；协调不同地区和行业的企业，形成一致的统一对外的经济战略。日本的企业注意外贸信息的收集和沟通，他们在国外搜集好相关竞争对手情况，反规避法律的具体规定、出口国的市场状况和相关市场动态后，不但为己所用，还会向行业协会报告。同时日本企业有很强的行业自律精神和协作精神，他们能够听从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安排，在价格和市场方面进行协调，避免了本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只顾眼前利益的企业是没有办法生存长久的，我国企业也只有在行业内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和其他企业一起作战，协同行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指导，才能实现对现在的技术壁垒、反倾销、反补贴的贸易壁垒和案件调查的应对。短期来看，出口企业应该和国内的同类型企业和行会进行紧密联系，多了解出口地的贸易政策动态及相关贸易诉讼的立案，以及时调整出口的方向，或者有相关的信息也应该不吝赐教，给更多的同类型企业给予提示。从长远目标来看，提高企业家的管理才能和培养熟悉贸易规则的人才是出口企业规避风险和应对贸易摩擦的终极目标。加强了出口行业行会的建设，才能让国家相关部门的信息更快的流入到企业家那里，也更加便于整个行业对于贸易新形势作出相关调整，旨在价格战的打赢的出口企业是没有什么利润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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