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竞争力已越来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真正强大，必须有货币的真正强大作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背后，实际就是如何破解全球分工体系失衡与金融霸权的问题。然而人民币国际化并非一蹴而就，如何把握好节奏，如何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如何设计好货币国际化的制度和市场条件，才是关键。

　　2010年被称为“人民币国际化元年”，而今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进入“提速期”。这主要源于内部压力和外部需求两大推力。从内部看，有三大迫切要求。首先，大量贸易顺差带来的是货币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其次，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的需要。近几年外汇占款激增，已严重改变了我国货币供应结构。热钱流入、FDI、国际贸易顺差、外币存款转为人民币存款等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使得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削弱。再次，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压力骤增。在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下，今年人民币已经进入了加速升值的通道。

　　外部原因，则是国际市场的真实需求。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全球“货币锚”剧烈动荡，而人民币表现坚挺，成为广受欢迎的结算货币。近日，汇丰一项针对全球21个市场6000多家贸易企业的调查显示，人民币预期将首次超越英镑，成为全球贸易企业在未来半年考虑采用的三种主要结算货币之一。伴随着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的贸易总量和经济实力，人民币正在由国际货币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并非仅有热情就可以达成，特别是在种种现实约束面前，不仅需要一整套理性的战略谋划，更需要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全面跟进。首先，日元国际化是一个殷鉴。日本过去30多年一直持续进行的日元国际化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在目前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非常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贸易顺差国，无法通过贸易赤字的形式对外输出货币，而只能通过金融资本渠道进行货币输出。而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是美国存在国际收支赤字。美国要向世界其他国家供应美元，必然会存在国际收支赤字，这是一个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最重要的输出渠道。对于中国而言，尽管我们已经提出要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变，但产业结构、分配结构调整的滞后，依然决定了在很长时间内，投资和出口还将是中国经济的主导模式，国际收支顺差还将是常态，这也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制约。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种种制度和市场约束。首先，强大的国内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形成基础。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总体还处于金融潜化阶段，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市场内部的投融资主体存在结构性缺陷。因此，要大力发展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进一步开放对外投资渠道，提高国民的财富效应。

　　再次，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技术性条件和核心内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推进，令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成为现实问题，但不可贸然放开，必须按照“渐次推进、有限放开”的原则开放资本项目，在推进金融深化，在国内外金融一体化进程中，把握本币资产的最终定价权，切实防范金融开放的各种风险。

　　第四，应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建设。在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情况下，应引入更灵活的汇率体制，逐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在我国现阶段，央行直接决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处于利率管制的状态，这既不利于各类金融资产的准确定价，也使得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之间的利率转导机制受阻。此外，还要以解决内外失衡改革现行外汇管理制度，继续推进强制结售汇制度改革，逐步过渡到比例结售汇制，为央行减负。

　　最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做大资金池，并形成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一方面，要人民币“走出去”服务贸易和投资，需要解决境外人民币资金来源和使用的问题，建立人民币资金跨境循环路径。另一方面，要以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为依托，尽快扩大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建设规模，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满足境外机构多元化、多层次的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形成境内、外人民币良性循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