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张其佐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金融发展的根本途径或者突破口就是推进人民币稳健的国际化。

　　张其佐说：“中国金融发展的根本途径或者突破口就是推进人民币稳健的国际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要求中国金融领域必须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大调整中谋求和分享发展的机遇，求得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不仅是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实现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客观要求。”

　　为什么人民币国际化会成为一个国际热点？张其佐认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于，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不可能有中国金融的崛起。其意义在于防范和应对当今由美元主导的有重大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效力，从而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张其佐认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既不能操之过急又要稳妥地处理好中国金融的国际关系。由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稳定，尤其是美国单边地掌控了货币发行权，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当前全球经济变得极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又必须稳健地进行。我们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要处理好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和国际金融改革的关系。”

　　如何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张其佐具体解释：“首先，国内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和条件，缺乏国内金融包括经济的进一步改革，一切金融开放活动都难以推行。另外，与全球金融全面接轨的基本条件就是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只有围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资本管制的放开才会使人民币国际化不偏离中国经济利益。汇率升值是推动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杠杆，又是国内金融改革的体现，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同样离不开其他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整个战略的实施关键是要处理好上述核心内容在操作上和力度上的相互协调。”

　　张其佐表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逐步稳健推进。张其佐说：“所谓人民币稳健的国际化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未必可以一步到位，按照国际经验来看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资本管理和国内改革方面是逐步分步推进、相互配合交替的发展，是一个逐步参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快人民币区域化，坚持资本项目渐进的对外开放，这是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项目。”

　　尽快控制外汇储备增长

　　张其佐表示：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世界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

　　“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世界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奥巴马现在面对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失业问题，根本是要解决美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张其佐认为美国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有几个目的：“一是加速美元的贬值，想增加出口，增加出口就是刺激国内经济增长，把失业率降下来。二是降低长期利率。三是制造通胀。使美国避免陷入通胀紧缩，刺激经济增长。四是将推高资产价格，量化宽松进一步推高美国股市上涨，这种财富效益有助于美国居民消费。五是国债货币化。所谓的国债货币化目的是通过印钞票来融资。”

　　“量化宽松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元进一步贬值，而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已经大幅上涨。二是热钱冲击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通胀。”张其佐说。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张其佐分析，量化宽松首先是对实体经济及金融的影响和冲击。对实体经济而言，面临的冲击和影响包括出口增速下降，从金融方面来看首先是热钱的流入，导致资产价格物价上涨，从而造成中国的金融不稳定。今年我国一季度出现了贸易赤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出口带来更大挑战。

　　张其佐还特别指出，美国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将使中国现有的外汇储备的价值遭受贬值风险。中国应尽可能减少持有美元资产，尽快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

　　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张其佐表示：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挑战，转变发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十分艰巨。

　　张其佐教授是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接受新华网博鳌高端访谈时表达这个观点的。

　　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上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有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一万美元。

　　张其佐认为：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一是发展的模式和时机问题；二是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的瓶颈；三是对发展公平性的重视不够；四是宏观政策出现偏差；五是体制变革的严重滞后。

　　为了充分说明问题，张其佐教授举了世界其他国家为例。“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模式的转换，规避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发展的方向转向鼓励创新，后来又提出技术创新的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技术开发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了国民收入的倍增计划；韩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推进了新社区的计划，大大地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的差距，使初次分配更加趋于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张其佐介绍。

　　“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遇到挫折的例子包括拉美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有比如菲律宾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0美元，2006年停滞在1000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人民收入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虽然在提高，但是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像阿根廷上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金，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8000美金，到2002年又下滑到2000美元，而后又升到2008年的8000多美元。有很多国家几经反复始终没有跨过一万美元的门槛。”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是一个魔咒，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如何规避陷阱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张其佐教授表示：“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超过4000美金，正处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突出的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我认为一是高储蓄可能要发生调整，高储蓄带来的高投资是支撑3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全社会储蓄能力可能会因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发生改变。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挑战，分别是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科技创新的难度非常大，工业规模的扩张难以持续，需求拉大的作用会减弱，资源环境的约束，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张其佐教授就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挑战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往往出现扩大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持续扩大。从城乡来看，1979年城乡收入差距2.53倍，1983年1.82倍，之后持续扩大，到2009年扩大到3.3倍。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由2001年的63.2%下降为2008年的57.2%，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偏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

　　张其佐最后表示：“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科技创新的难度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本环境约束的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加之潜在的增长水平趋于下降，也就是说我们同样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挑战，转变发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十分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