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今年步入十周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同样走过十年路途。

　　身处博鳌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放松的味道。你可能在早餐会上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擦肩而过，也有可能在咖啡吧巧遇带着企业来寻找合作商机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大家放松地谈论着高速成长的中国、亚洲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下一个十年的成长点。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做了如下表述：未来五年，中国将积极扩大消费，采取主动开放战略，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的平衡作用。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的理解是，未来十年，在外，应该与其他150个世贸成员共同推进多哈回合；对内，做到两个并重，即保持现有出口和外资状况同时，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然而，转型绝非易事。在外，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甚至有彻底失败的风险；在内，对于是否进一步改革和开放，也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转型之痛在所难免。中国的发展能否克服内外困境，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刚刚发生在博鳌的争论或可给予一些启示。

　　入世红利消减带来转型之痛

　　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发展红利有目共睹。出口规模增长4.9倍，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倍多，去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此外，两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以“世界办公室”著称的印度商工部长夏尔玛注意到，中国的服务贸易已经在世界排名第四，南非贸工部长戴维斯则指出，中国将在今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经济体，他援引数字称，美国目前的工业产值为19.4％，中国则为19.8％。

　　去年富士康“十三连跳”所引发的中国沿海地区普遍的加薪潮，引起了大家对于刘易斯拐点接近的担忧。去年，全国的加工贸易和外贸出口的工人工资大概上涨了20%左右，甚至更高。

　　陈德铭在博鳌论坛间隙接受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在内的小型采访时说，红利期可能会逐步接近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但是远没到用尽的地步。应该在五至十年内还能用，但是必须要加快转型。此外，通过引导企业走向制造业高端，入世红利还将延续。“中国的贸易才刚刚起步，正面临一个结构调整和附加值的问题，但是无论从劳动力，还是从技术含量来讲，并没有殆尽，而且还有很长的路可以发展。”陈德铭说。

　　陈德铭分析说，在产业链上，中国出口产品大概处于机械制造业的中端，有些在高端，有些在中低端。经过十年的招商引资，特别是加工贸易，锻炼出很多精密机械制造业的熟练技术工人。这些人是中国制造业往高端走的基石。“举例来说，苹果的很多产品，iPAD、iPhone4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培养了数百万的熟练技术工人。”

　　在陈德铭看来，转型的重要指标是品牌数目，这个可以更好地衡量中国制造业的真实水平，也是他下一步的重要目标。“让我难为情的是，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但是世界出口前100位的著名产品，中国是零。十年以后，随着入世红利耗尽，我想要实现这个零的突破，要有原产地是中国的自有品牌可以走向全世界，不论是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鞋帽，还是机电产品”。

　　多哈谈判时间窗口或将关闭

　　多哈回合的久拖不决，已成为世界的一块心病。金融危机的来临，更让倡导自由贸易的“发展回合”陷入僵局。

　　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这好比为153个国家上20道菜，很难让大家同时满意。“技术层面的工作，我肯定可以应付，比如在日内瓦多组织一些谈判。日内瓦的厨房肯定可以把剩下20%的技术菜做好。但我们更需要政治领袖方面的动力。这才能推动此轮贸易谈判最终成功结束。”他说。

　　本报记者在博鳌论坛现场观察发现，政治家们似乎动力不足。

　　美国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近年失去谈判动力，有目共睹。而以南非、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必然面临与发达国家之间产生要价的隔阂，也让这个回合充满扑朔迷离的气氛。拉米曾对本报记者说，过去，世贸组织规则更多地由发达国家驱动，新兴市场崛起后开始发出更多声音，谈判进展也会相应滞后。

　　夏尔玛就对本报指出，亚洲国家的GDP总和，在两年之后将与欧盟和美国相当。他认为，多边贸易谈判当中需要包含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发达国家需要给发展中国家更多市场准入，此轮谈判的核心在于，各方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获得了“发展”授权的回合。

　　夏尔玛指出，发达国家的逻辑是，一些金砖国家的GDP总量已经很高，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但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多为人口密度高的大国，四国大概占全球38%的人口，人均GDP水平更具参考价值。“从经济水平来看，2008年的中国和巴西相当于1940年的美国，印度目前相当于1870年的美国，南非则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

　　戴维斯则更加直率，他认为目前完成多哈回合谈判的机会之窗正在消失，在2011年将会彻底关闭。“达成一个正确的结果远比匆忙之间达成一个错误的结果有价值得多。一些国家想要改变多哈回合的授权核心，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即发展的需要，单边的漫天要价。南非只承认发展的回合，不承认其他回合。”

　　中美面临视角调整

　　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汉斯·蒂莫曾对本报记者指出，由于两国经济体对于世界的深刻影响，中美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可视为多边关系。

　　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多轮起伏，核心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外商投资恶化论”以及“鼓励创新的联合知识产权问题”。正如中国入世谈判最艰难的部分是中美双边谈判，未来十年，中美关系仍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走向。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博鳌论坛第一天的早餐会上，与博鳌论坛秘书长周文重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他的真心话，“中美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很多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认为，从广义上来说，环境也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双方经济关系好，就可以把两国之间利益结合到一起。目前最需要的是，通过中美战略对话，彼此倾听，加强交流。

　　保尔森认为中美双边经济问题双方都有责任。美方的问题是借债过多、储蓄过少，预计公共支出也太多，中国的问题则相反，公共福利支出，包括医疗覆盖率都不够。而中美之间要建立互信，彼此倾听很难。美国的选举制度让国会政客迫于选民压力，没有动力减少社会福利公共开支；而中国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发展将持续很长时间，亚洲人天性又爱储蓄。

　　美中商贸联委会主席傅强恩在博鳌论坛上表达了他对中美双边经贸的理解：中国入世促进了美国对华出口及对华投资，双方都应该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对自由双边贸易的影响。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对内加大投资不仅促进了内需，也让美国制造商获得商机。他建议中国下一步加大服务业的开放，从依赖出口转向依赖内需，并促进本土企业的创新水平。傅强恩呼吁中美两国都不要以安全审查为理由，为双边贸易设置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