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组织全球执行总裁Mark Kenber：中国低碳发展将可能成为“世界样本”

　　相对于一个组织者，忙碌一上午的Mark Kenber更像一个发问者。

　　台上坐着国务院参事石定寰、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蒋兆理，以及来自武汉、贵阳、重庆等城市的市长和发改委官员们。也有来自GE、飞利浦，中国节能、思科、江森自控等企业的总裁们。

　　更有远道而来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Mark则不断对来自政府和企业的领导者们发问并寻找答案。的确，“中国再设计”项目让他感受到机会和成功的可能性，来自各个地方政府和这些大企业的总裁们也给了他信心。

　　在整个采访中，Mark Kenber用得最多的词是“兴奋”。政策以及业界的支持都让他看到了这个新项目有可能让中国的低碳发展成为“世界样本”的可能性。

　　任职气候组织全球执行总裁之前，Mark Kenber从事气候变化领域已有15年。

　　2008年至2009年，Mark“打破气候僵局”计划共同政策创制工作中，为布莱尔提供咨询，概述了全球气候协议的经济和技术原理及其关键要素。布莱尔这几年每每出现在气候组织的活动上，与其之间良好的私交也可谓是原因之一。

　　Mark还参与设立了经核证碳标准（原名：自愿减排碳标准）（VCS）。VCS现在是市值4亿美元自愿减排市场中最流行的标志认证。此后，他继续担任VCS协会副主席。

　　“中国再设计”

　　《21世纪》：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气候组织这次的中国再设计项目？

　　Mark Kenber： 中国再设计是气候组织一个全新类型的项目，它将从设计城市的未来着手，而不是专注于过去的问题。这是我们第一次对城市做整体的系统设计。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对于城市的低碳发展非常重视，也正是我们可以系统性地做这样一个项目的机会，这也是我感到很兴奋的一点。城市是一个完整的操作平台，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可以互相辅助。将经济增长和低碳发展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好的理念，我们希望以后可以将此模式推广到世界各地。

　　《21世纪》：开启中国再设计这样一个项目，受到了什么政策激励吗？

　　Mark Kenber： 很明显，在刚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清洁能源与清洁技术占有十分核心的位置。这不仅仅是出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也更是中国能源多元化，能源安全保障、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需要。

　　我认为，清洁发展或低碳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发展的重心。这已经是一种潮流，顺潮而上比逆流而行一定要好。当然，未来中国的能源中，煤炭还将占据很大一部分，但是其比例一定会不断下降。而同时，清洁能源和清洁技术，以及高能效技术的发展将会进一步促进这一比例的下降。

　　《21世纪》：这个项目叫做中国再设计，现有的设计有什么问题呢？

　　Mark Kenber：从全球的角度看，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温室气体继续大量排放，如果全球气温上升5-6度，将会对全球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对中国也是一样的，比如中国的水污染问题较重，而致使整个水循环和使用的系统非常脆弱，例如，水污染将很容易转移到农产品中。旧的发展模式必彻底结束，因为在未来，没有一种模式可以做到，高碳排放同时实现高经济增长。我们唯一可选的发展模式将是低排放高增长。

　　欧洲高减排目标动因

　　《21世纪》：对中国17%的碳强度指标如何评价？

　　Mark Kenber：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设定目标，只有先有目标，然后对其进行测量，监控，才可以知道进度如何。设定具体的目标和制定政策非常不一样。中国在减排目标的设定上做得非常好，17%的碳强度指标无疑应该赢得很高的评价。

　　其次，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指标的细分、对于能效的控制目标、新能源目标、低碳产业的目标，这才是真正会有具体行动的方向。当然，也不能把几个国家的减排目标单纯地去对比，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状况。但是值得兴奋的是每个国家都看到了这里面的机遇。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会为了这个机会而互相竞争，这将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21世纪》：欧洲设立了非常高的减排目标，高减排目标的背后是什么原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怎样的减排政策才可谓理性？

　　Mark Kenber：欧盟设立高减排目标的原因很简单，一是经济原因，欧洲意识到未来经济将会是低碳的、清洁的。如果欧洲希望其产业在未来具有竞争力且占有领导地位，那么必须明确其减排目标。同时也有很多公司表示，这不是一个负担，减排目标将促使欧洲的技术革新进步。二是政治原因，欧洲有减排的历史责任，提高减排目标是其树立国际形象的重要机会。同时和美国、日本等同样对于减排有历史责任的国家形成对比，可谓树立一个不逃避责任的良好形象。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必要也设立那么高的目标，而要将经济发展和低碳发展结合。今天也有很多中国官员讲到，中国还有很多贫困人口，但是我们可以将解决贫困、发展经济和鼓励低碳结合在一起，直到他们可以协调发展。我希望很快中国可以在这方面给世界做一个榜样。

　　《21世纪》：目前政治领域缺乏对于减排总量控制的全球性共识，那么在各个国家甚至各个地方的层面上，如何实现合作和共赢？

　　Mark Kenber：气候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全球性的一致协定，我们需要提高减排决心，促进基础合作，同时使用市场手段降低投资和新技术发展的成本。但是，没有这样一个协定并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在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和印度的最新国家政策中可以看出，他们寻求的更多是本国利益。当然这也是为全球低碳发展做的贡献，但是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各个国家国内的动力，包括来自能源安全，资源节约，创造就业，未来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

　　过去的障碍在于：政治家们总说，我们相信这是可行的，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政治家们真的相信么？每个国家都在自身层面切实做一些工作将有助于国际谈判的进行。比如中国再设计项目就希望给中国政治家和世界政客们提供一个样本：我们可以做到这些。

　　气候谈判有了前进资本

　　《21世纪》：对于核能的发展如何看待？日本核事故是否会影响气候减排承诺？

　　Mark Kenber：核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能源，有些国家会选择核能作为其新能源战略的一部分，各个国家比重大小不同。只要安全有保障，这属于各国自己的决定。当然有些国家出于安全的原因，将会考虑在能源结构中，调整核能的比例，同时寻找替代能源。但我认为，短期内能源政策的核心还将是能效的提高。

　　我不认为这将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或者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造成影响，因为，即使没核能的参与，能效的提高和清洁能源的发展也可以达到现在的目标。有一些国家在工业和整个经济层面都有核能战略的参与，或许他们会重新考虑日本这次的核泄漏事故对于其核能项目有什么影响，或许会提高其安全级别。而日本核泄漏事故最重要的提示是，我们在未来十年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21世纪》：对于南非气候会议有什么期待？

　　Mark Kenber：如果我们回溯坎昆会议，在会议之前所有人都抱有怀疑和恐惧的心态，恐怕整个联合国的谈判体系会坍塌。当然，这也有哥本哈根会议所留给人们的顾虑。如果你再看哥本哈根会议与其之后的变化和进展，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将低碳经济发展定为国家主要发展策略。就算在坎昆，我们一直担心谈判会破裂，但所有国家还是依然在寻求一个全球性的共识。

　　在坎昆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几乎所有国家第一次对于2摄氏度的气候最高上升目标表示认同，意识到排放需要达到一个顶峰之后降下来，意识到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减排路径，并促进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合作。坎昆让我格外兴奋的一点是，大家将注意力更多转移到了创新和新的就业机会上，这在之前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