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风险

　　宪法听起来很抽象，其实离我们最近。企业经营有时也可能面临宪法难题。有一个案例，四川大学的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向中国人民银行某分行求职，但银行有个规定，身高1.65米以下的不予录用，这个大学生因身高只有1.60米而被拒之门外，大学生认为银行侵犯了他平等就业的权利，遂起诉银行身高歧视有违平等权。据报道，美国微软公司的一个黑人职员，他工作多年总得不到提升，在被迫辞职后起诉微软种族歧视，最后微软不得不以赔偿职员损失将案子了结。而峨眉山国家森林公园前几年曾遭遇收费价格歧视诉讼。因此了解宪法和宪法的变迁，对公司至关重要。

　　行政违法风险

　　现代社会行政管理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行政权力的法律边界就日趋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权力的法律边界也是企业行为的法律边界，企业家必须对其所涉行业的法律、法规了如指掌，否则随时都可能越界构成行政违法。此外，随时提防行政权超越法律的边界侵犯企业权益，也有必要准确把握行政权的法律依据，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举例说，如果某一行政执法人员要求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企业有权要求其：（1）表明身份并出示有关执法证件（工作证、稽查证、警官证、介绍信等）；（2）询问本企业应该做何配合工作，并要求其指出相关法律依据；（3）对确有法律依据者，应核实相关证件、法律依据、工作单位电话，且记录在案备查；（4）对大额行政处罚可以要求举行听政会。

　　税法风险

　　企业不开发票、不入账、多列支出、少列收入等问题，企业战略规划不考虑税务成本，企业收并购不考虑税收事项，以上这些都是法律风险。中小企业如何实现自身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合理避税”或许可算一条可行之道。但是要“合理避税”也应认真咨询法律专家。现在市面上流行一种所谓的“合理避税”或所谓“税务筹划”，其实，从法律的角度审视，这些“合理避税”或“税务筹划”的案例并不一定经得起时间和法律考验。在“税务筹划”的合法性认定上咨询律师的专业意见十分必要。

　　劳工纠纷风险

　　企业运行中可能会遇到劳动争议问题，一般地说，劳动争议产生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各自享有的权利和承担义务之间的冲突。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发生的争议；二是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三是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有时劳动争议还和商业秘密保护、反不正当竞争纠缠在一起。劳动争议的解决有两种途径，一是在企业内部和解；二是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向法院起诉。

　　合同法律风险

　　现代社会民商事活动极其复杂。几乎每一项交易背后都有合同法律关系的影子。根据经验，中国企业不大重视合同签订前的风险防范。往往在一单重要业务快要成交签订合同之时才想起找律师“随便看看”合同文本，而且也不愿意就法律服务支付足额的律师费，以小时计费在中国法律服务收费方式中不占主导地位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企业在跟外国企业打交道时，由于前期并不聘请律师，在快要签订合同时才让律师匆匆介入，这时，往往法律文件皆以外方律师起草的合同为蓝本，再要讨论修改合同文本时，要么时间上不容许，要么客观上不可能。

　　不正当竞争风险

　　企业在竞争过程当中稍不注意容易发生诋毁商誉、假冒商标、假冒专利、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这些都极易惹起官司，甚至构成犯罪。有的人采用丑化或者玷污他人商誉的行为，来损害和打击竞争对手。比如将别人护肤品上的商标在厕所洁具等产品上使用，则可能引起该护肤品消费者不舒服的感觉，从而拒绝再购买该护肤品，如此一来，自己的护肤品则可以借机抢占市场。使用他人商标还有一种隐藏的方式，就是注册别人的外文商标的中文翻译名称。最近传出的思科在美国诉华为公司，日本丰田在北京诉吉利公司等案件，都与知识产权有关。企业既要小心翼翼保护好知识产权，又要不逾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边界。

　　刑法风险

　　公开资料显示，近期触礁法律的企业家大部分倒在1997年颁布实施的新《刑法》的新罪名之下。比如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孙大午被指控涉嫌“非法集资罪”。杨斌的案子更不例外，几乎全是新《刑法》的新罪名。周正毅被指控涉嫌“虚假出资罪”和“操纵股票交易价格罪”。可见，这些企业家对新《刑法》不太重视也不了解。其实，《刑法》设定的法律边界是头等重要的法律边界，企业家有必要认真掌握，认真学习。否则，触犯刑律的结果是付出丧失人身自由的代价。中国《刑法》规定了许多“空白罪状”，还有许多单行法律中设定了许多刑事法律规范，比如《商标法》、《专利法》、《土地法》、《文物保护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均规定有刑事法律规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十分丰富的关于适用刑法的司法解释。对此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