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之一

　　对以美国主导的发达市场体系形成不对称依赖关系，导致我国国民储蓄不断流失，我国国民财富积累能力被削弱。

　　我国经济已经被美国一步一步引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分工体系，并以比世界其他经济体更深的程度陷入世界美元循环体系。这种态势将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形成潜在威胁。

　　从历史研究中我们发现，美国对其设定的打击目标国的基本战略之一，就是以开放美国的低端进口市场为陷阱，一步一步引诱被打击国经济逐步形成对美国市场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从而使美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

　　这里还要提及我国的美元外汇储备。研究美国历史就会明白，美国从立国以来就从未偿还过任何一笔对外国的国家债务，而且美国人也从不隐瞒这一点。其中典型的就是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就是公开单方面撕毁了对外国政府的黄金负债。

　　目前，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仍在快速增长，这种深陷美元财富循环体系陷阱的局面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安全及长远健康发展。

　　美元资产不断贬值的本质是将使我国国民财富不断流向美国。不仅如此，这笔巨额美元资产的整体安全性令人担忧。

　　有观点认为，中国可以用这笔外汇储备作经济斗争的武器，以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威胁美国。应当明白，如果中国对这笔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作日常性买卖操作时，国际金融体系是可以容许的。但如果以此作为斗争工具，则绝不会被美国为霸权的国际金融市场所接受。那时候中国的巨额卖单恐怕根本无人接手，市场流动性会立即消失。

　　挑战之二

　　对以美国为霸主的市场体系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加速了我国资源耗竭及自然资源的对外流失，我国自然资源的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已开始超出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定位于出口加工为主的“世界组装车间”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被美欧资本压制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区域。其后果不只是在于获取微薄的利润，而更是在于国际垄断资本正是通过把我国限定在国际分工的最低端环节，我国正迅速消耗中国宝贵的自然资源。

　　而我国正是在人均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情下，选择占据国际分工体系的最低端的发展模式，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为发达国家经济体承担最污染环境、最消耗资源的代工组装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且将危及经济安全。

　　按目前的发展方式，我国一方面在大量消耗稀缺的自然资源，一方面又在加剧在重要资源上的对外依赖程度：

　　我国对一些事关重大国计民生的资源产品已经丧失定价权（如铁矿石、大豆）或基本丧失定价权（如石油、木浆，目前我国木浆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在我国自有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我国未来向国际市场寻求自然资源也将面临重大挑战：

　　挑战之一是世界上“资源民族主义”日趋兴盛，资源的跨国公司垄断程度日趋集中，这将严重削弱资源消费国的资源贸易能力。

　　例如，对我国发展核电核能工业至关重要的铀矿，其82%的储量由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和加拿大三国所有。这种关键自然资源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并不由国际贸易规则支配，供给非常不稳定。

　　挑战之二是世界上“资源占有跨国公司化”日趋发展，主要自然资源已日趋被主要西方大型跨国矿业公司集中占有。

　　例如世界锡矿的80%，世界铜矿的75%，世界金矿的57%，世界锌矿的57%，分别被行业排名前十位的国际大型矿业公司占有。世界铁矿石的70%被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占有。我们在与这些大型矿业公司谈判时，很难掌握主动权。

　　挑战之三

　　科技人才流失，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被削弱，对国际高科技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目前在我国凡是市场对外高度开放的行业，与外国先进技术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不断扩大之势。与之相反的是，越是国外对我国严格技术封锁的领域，我国越可能取得真正的技术进步。

　　举例来说，我国彩电行业对外全面开放以来，我国电视机制造成为了全球生产大国，但彩电的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外资手里，我国彩电显示屏技术与国外的代差并没有缩小，彩电生产的主要利润仍由外资掌控。

　　相反，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持续遭到国际封锁，而正是在这些被封锁的领域我国自主创新技术跃居世界第一梯队，例如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讯技术、大型超级计算机的研发以及最近的高速动车组技术、磁悬浮列车技术，等等。可惜的是，这些被逼迫下后来居上的技术领域是少数。

　　科技人才流失正削弱我国自主科技创新的基础。近几年来，我国正发生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移民潮。这次移民潮与前两次移民潮不同的是，这第三次移民潮表明我国教育体系也被彻底纳入了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我国在国际教育体系中也被置于产业链的最底端，负责初级教育（小学、中学），而大学以上教育则开始由美国等发达教育体系所垄断。

　　这种日趋扭曲的教育国际分工体系，将使我国在国际分工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我国教育体系正日趋成为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初级工厂。我国教育公共资源严重不足，极少数学生能接受到“精英教育”。这小部分接受到“精英教育”的后备人才正掀起越来越高的移民热潮。到2010年，我国留美学生总数已突破十万，一些重点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大多数选择直接留学，而放弃报考国内大学。对已经上了国内大学的学生来说，我国顶尖大学的优秀学生又大多数选择出国。据统计，作为我国科技发展重要后备力量的留学美国的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目前回国率仅有8%，为全世界最低，并且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不仅如此，我国目前还正涌起一股以技术精英与企业家为主的移民潮。这将意味着我国知识与财富的双重流失。

　　可以看出，我国人才加速外流是全体系的人才流失，从高中生、大学毕业生、博士生、知识精英、企业家，都正形成日趋强化的移民倾向，这将对我国经济与科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挑战之四

　　我国农业及粮食安全面临严重挑战。

　　截至2010年，我国已连续7年粮食丰收。但这背后是我国农业安全及粮食安全的严峻局面。我国粮食安全的“紧平衡”局面很容易被打破。目前，我国农业及粮食安全正面临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严重威胁：

　　威胁之一：外资正加紧对我国农业领域的大举渗透。

　　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外资正加紧从以下几个方面渗透并控制我国农业及粮食领域：以低价农产品直接抢占市场份额，以打击我国本土种植业；与金融资本相配合，全面渗透农产品流通领域；以转基因种子为武器，逐步控制我国农产品市场。

　　美国农产品在全世界都极具竞争力。因为美国农产品具有其它国家农产品所不具备的四大竞争优势：全世界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先进农业科技的支持，巨额政府财政补贴，以及金融资本的配合。

　　因此，当我国农业领域在WTO框架下对外资逐步全面开放后，我国农产品领域对外资竞争正呈现全面退却之势。我国的大豆、玉米、棉花、蔬菜种子、肉类等领域正在被外资全线攻占，而且外资正图谋以转基因技术为突破口，全面突破我国对大米、小麦等最基本粮食作物的最后防线。这些基础粮食作物的转基因技术专利已基本上被外国资本控制。如果我国在基础粮食作物推广转基因技术，我国粮食领域将全部被外资牢牢掌控，我国粮食安全防线将彻底崩溃。

　　以大豆为例。自我国加入WTO并取消对大豆进口关税及配额限制之后，我国大豆种植全面溃败。我国从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大豆出口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之内转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消费的进口依存度已高达70%。

　　在我国对大豆等油脂作物进口依存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跨国资本又进一步控制了我国60%以上的油脂企业。

　　再进一步，跨国四大粮商又已基本控制了我国食用油的销售渠道，并占有了食用油市场的多数著名品牌。

　　至此，跨国资本已基本完成了对我国食用油市场从产地到终端销售的产业链控制和整合，我国食用油产业已基本落入跨国资本之手。

　　目前，对我国食用油产业链上下游渗透与控制相类似的跨国资本入侵行动正在棉花、玉米、种子、肉禽等农业领域重演，并已开始在小麦、水稻等最基本农产品领域逐步强化入侵的力度。

　　威胁之二：我国农地数量与质量持续下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我国为保障粮食安全虽然规定有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但目前显而易见的挑战是：

　　第一，这“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底线正在大规模城市化、房地产开发、工业项目开发中被不断侵蚀。

　　第二，这“十八亿亩耕地”的质量正不断下降，正遭到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严重质量下降的挑战：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置换为名，以劣地顶替好地，以好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以劣质复耕地冒名顶替耕地配额；土地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我国耕地的地力持续下降；土地与草场中在过量使用下不断退化。

　　目前，我国虽然还能维持粮食供给的紧平衡，但前景并不乐观。因为这是在严重透支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条件下取得的。

　　农业高强度使用化肥农药，是我国目前尚能维持粮食产量的基本原因。但这也是引发未来我国粮食危机的定时炸弹。据统计，我国农地化肥施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我国农地仅占世界总量的7%，但化肥施用量却占世界总量的34%。这种过量施用化肥对农地的伤害极难修复，土地一旦成为“废地”，则自然修复过程需要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

　　另据农业部研究，我国草原退化问题已十分严重，草原退化面积已达90%，并仍以每年0.5%（即3000万亩）的速度递增。

　　威胁之三：我国农业粗放生产方式将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我国大田农业的科技含量低，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业生产依赖不断追加施用化肥。

　　我国农业滥用化肥的后果不单是造成土地退化，更严重的是，化肥农药的滥用正使我国农业生产“石油化”，使我国粮食生产直接与世界石油市场紧密挂钩。前几年世界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世界粮价及我国粮价大幅波动，足以让人警醒。

　　当我国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化肥时，美国资本就可以通过控制石油价格进而影响我国粮食价格。

　　我国农业生产长期以来科技投入不足，以“高强度施用化肥”来勉强维持粮食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将造成农地质量持续下降，将会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以色列依赖科技发展农业的“科技创新农业”之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以色列国家的地理环境极为恶劣，农业自然条件仅相当于我国沙漠地区。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沙漠化国土条件下，以色列依靠持续的农业科技开发，使以色列不仅达到农产品自给，而且还有大量出口。以色列的“节水、节肥、节能”的“科技创新农业”模式，正好处处是我国“费水、费肥、费能”农业模式的榜样。

　　威胁之四：水资源危机将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我国是一个人均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严重缺水的自然环境下，我国农业用水要占到水用量的70%以上。其中，农业用水的粗放式灌溉方式，又浪费了宝贵的农业用水的40%以上。我国农业用水的有效使用率非常之低。

　　我国农业用水正越来越依赖地下水。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大约10%已完全依赖地下水。在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的山东，农业灌溉用水对地下水的依赖已超过50%，农业用地下水的抽取量已达到补给量的两倍。而在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的华北平原，地下水的抽取量为每年320亿立方米，已远远超过降水及河流的补给量。因为长年超采地下水，华北平原已形成十几个巨大漏斗区，也就是因地下水严重下降而形成的地面沉降区，这意味着该地区已破坏了由地面水补给地下水的地层结构，华北地区的地下水已永远不可修复。

　　对我国人均水资源贫乏雪上加霜的是，我国水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等。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排名世界第88位，但我国长江以北地区仅占我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长江以北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但占有的水资源量仅为19%。我国长江以北地区一方面是我国重要的农业产区，另一方面又是水资源严重贫乏地区。

　　根据调查，我国现有18.26亿亩耕地中，有9.56亿亩缺乏灌溉条件。而在灌溉耕地中，现有水利用率也只有46%左右。

　　在我国农业水资源如此缺乏的情况下，我国这三十年来有三件事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农业水危机的发展：一是农田水利设施投入严重不足。据调查，我国水利设施的基本建设基本上仍依赖三十年以前的建设成果。二是对节水型农业的科研投入不足，几乎没有科技节水型农业的科研成果。三是国民饮食习惯日趋丰富，将加剧我国农业水危机的发展。

　　如果我国国民的饮食结构进一步西化，肉禽蛋消耗达不到西方国家的目前水平，我国水资源就将很快耗竭。

　　不仅如此，我国农业和工业发展模式还在加剧我国水资源危机。这三十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工业大国。而纺织工业又是高耗水工业。我国一直未能投入科研力量开发新型节水纺织工业技术。因此，我国纺织工业从整体而言，是水资源使用效率极低的工业。

　　威胁之五：农业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可能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关于转基因技术对农产品安全影响问题的争论相当激烈，但这并不是威胁我国农业安全与否的根本问题。转基因技术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是要经过至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观察才能做出准确判断的问题，现在做出对其肯定或否定的论断都过于仓促。

　　但从决策科学的角度看，不论转基因农作物对食品安全和人体安全的影响是正还是负，都会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理由如下：

　　理由之一：如果转基因技术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观察证明对人体有害，当然会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但如果转基因技术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观察证明对人体无害，仍然会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因为转基因技术的技术专利目前基本被跨国公司所垄断，我国目前基本不掌握转基因技术的技术专利。如果我国大规模推广转基因技术，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技术将基本被跨国公司掌握，我国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命脉就被掌握在国际资本之手。

　　理由之二：在我国如果大范围推广转基因技术，在我国水资源严重匮乏的自然环境约束下，我国农业生产将陷入更为严重的水危机之中。到目前为止，转基因农作物对水的需求要远高于本土自然农作物，有的要有数倍之多的水资源需求。另外，转基因作物对农药的需求也更严格。而转基因作物的农药技术专利大多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因此，转基因农作物将使我国对水和石油的需求更高，将更加剧我国的资源矛盾。

　　理由之三：转基因技术将使我国农业抵抗灾害性自然天气的能力下降，将使我国农业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大幅降低自救能力。

　　理由之四：转基因技术是跨国公司渗入并掌握我国农业命脉的战略性武器。这十多年来，国际跨国资本利用转基因技术，已全面控制我国大豆产业，并延伸控制我国食用油及饲料业的产业链。此外，跨国资本利用转基因技术，已部分控制了我国的棉花生产、玉米生产，并在努力向水稻、小麦生产领域渗透。我国棉花价格2010年的暴涨行情，就是跨国资本这十年来不断利用棉花转基因技术渗透我国棉花生产所造成的后果。正是跨国资本的棉花转基因技术导致我国棉花品质和产量下降，进而造成供给的严重缺口，迫使我国必须加大对美国棉花的进口。此外，跨国资本目前还控制了我国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

　　挑战之五

　　庞大本土热钱无序流动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在美国对我国经济战中，国外热钱是发动攻击的突击部队之一。这一突击力量的强大破坏力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有突出表现，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但是在我国，另一支破坏力同样惊人的力量是“本土热钱”，而“本土热钱”的存在及其破坏力迄今并未引起国人的关注。

　　近年来，这支“本土热钱”在国内屡屡兴风作浪，在我国股市、楼市、农产品市场、粮食流通领域、大宗商品市场、矿产市场、黄金白银、医药流通，等等，到处可见其身影。这支本土热钱的规模，最保守估计也在数万亿人民币之巨，甚至可能更高。舆论所说的“游资”，例如江浙一带的“游资”，即为其主要力量之一。

　　这支“本土热钱”的构成，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民营企业部分经营资金脱离实业转为投机资金；二是国企闲置资金转为投机资金；三是居民储蓄中无固定投资目标的投机性资金；四是商业流通资本中游离出商业流通领域转为投机资金，等等。

　　我国目前这支规模庞大的“本土热钱”，如果与国外流入的“国际热钱”形成共同的攻击目标，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极大破坏。

　　我国“本土热钱”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因此不可能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加以控制。

　　“本土热钱”形成的原因之一：我国历史上从未形成产业资本发展的深厚社会土壤。

　　“本土热钱”形成的原因之二：“重商业资本、轻产业资本”的发展格局。

　　“本土热钱”形成的原因之三：我国民营制造业“空心化”的发展导致“本土热钱”的加速膨胀。

　　“本土热钱”形成的原因之四：我国财富阶层的巨额财富积累方式，导致“本土热钱”加速膨胀。

　　“本土热钱”形成原因之五：我国金融资源过于向国企倾斜、国企资金过于充裕，也在不断壮大“本土热钱”。

　　我国国企在政策倾斜下，已形成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在我国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流动性极为充裕，而货币流动性的大部分又被国企所掌握。国企在投资机会被高度垄断且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也将手中掌握的巨额资金转向“投机性”运用。

　　挑战之六

　　“过度依赖出口导向”与“未富先老”两大问题叠加将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经历了迄今已超过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停滞。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专家学者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其中主要的有“广场协议说”，“资产负债表重组说”，“政治改革不力说”，等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经济的停滞迄今已超过二十年。

　　我认为，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是两大经济因素的叠加，即“日本奇迹”所依赖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与日本人口老龄化两个历史过程的叠加，使日本经济失去了内在动力。

　　首先我们看日本的出口导向战略。日本从二战后所奉行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以尽可能利用海外市场为标志，形成“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即原材料利用海外市场，商品销售依赖海外市场。这就导致日本国内市场发展一直受到抑制。并且自日本经济发展停滞以来，日本对海外投资更加提速，形成今天日本的GNP大约是GDP二倍左右的局面。这一局面正说明日本本土经济的“空心化”趋势日趋加重。

　　我们再看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基本都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停滞不前就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其他发达国家就相比不太明显？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日本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缘故，一直不允许大量年轻海外移民人口的流入，而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则依赖大量流入的年轻移民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为日本是唯一一个拒绝年轻移民人口的发达国家，因此也成为唯一一个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的发达国家。

　　日本的历史经验值得我国高度关注。我国目前的局面恰与日本高度相似。我国也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战略，而且我国因为“出口导向”战略所遭受的因社会财富外流、自然资源外流、人才外流所造成的整体收入损失要远远大于日本当年。另外我国在步入老龄化社会所要面对的社会困局，也将比日本严重得多。因为日本是“已富再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另外可以预计，我国由于人均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也不可能实行大规模引入年轻移民人口的解决方案。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迟滞作用，将是比较日本严重得多的历史进程。

　　据人口专家测算，我国人口红利期将在2030年结束。之后，社会总抚养比将迅速上升。目前，我国平均每5.4个工作年龄段的成年人在抚养1名老年人。二十年后的203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为由每2.5个工作年龄段的成年人抚养1名老年人。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进一步下降为每1.6工作年龄段的人抚养1名老年人。

　　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知识结构看，我国目前及未来一二十年内劳动力主体的至少一半以上，即至少50%-60%以上，将仍主要由农民工及低端蓝领体力劳动者构成。这支劳动力大军的低劳动生产率，注定难以承担不断提高的抚养老龄人口的负担。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大大高于劳动人口抚养负担的提高速度。但这就要求我国加快教育改革，迅速在农村人口中普及高等专业技能教育（如德国的做法）和高等社会职业进修教育（如美国社区大学和普通大学），使我国劳动人口素质提升到如德国、美国、以色列、日本等教育发达国家的水平。

　　目前，美国社会正同样面对老龄化挑战。现在，超过30%的美国人口超过50岁，超过20%的美国人口超过65岁。据美国机构测算，到2016年，美国社保基金的支出将超过收入，美国社保基金的潜在缺口将达40万亿美元。美国面对这么大的社保压力，解决方案一定是滥发钞票，以此向全世界索取财富。而如果我国仍片面强调“出口导向”战略，我国将成为供养美国老龄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

　　在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做法。虽然日本仍处于经济发展停滞期，但日本在“机器人”技术方面默默地进行了多年的技术储备。目前日本的机器人技术正处于技术突破的临界点，预计不久就会出现根本性的突破，即可实现基本由机器人来照顾人类。如果做到这一技术突破，日本将不但可以从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且将可再次实现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我们无法知道下次技术革命的内容是什么，但我们已经可以确知，机器人技术肯定是人类广泛而紧迫的技术需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