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高粮价

焦建 翁仕友 |2011-04-07 09:01976

从2010年底开始,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下称中储粮)、外地粮食加工企业、当地粮库和其他粮商在肇东上演了一幕幕“粮源争夺战”。《财经》记者在黑龙江、吉林两大主产区了解到,中储粮第一批1000万吨中央储备玉米补库计划,完成情况并不乐观,补库计划几近落空。

  去年以来,中国国内粮价出现连续上涨,主要不是因为国际粮价上涨传导,而是自身因素所致。

  由于供需趋紧、成本上升、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粮食价格近年来已进入一个新的上升通道。

  今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粮食供求会更加紧张,矛盾更加突出,粮价持续上涨将常态化。为此,中国需要从加大农业投入,提升农民自组织水平,理顺国家、地方和农民三方利益分配机制等诸多方面共同发力求解。

  新高粮价时代的来临,也对国家宏观调控提出了新要求。在粮食三大作物中,玉米价格波动最大,调控“不适之症”也最为明显。《财经》记者针对玉米调控的调查表明,过去为应对粮价“异常波动”采取的临时措施将难以奏效,亦难以为继,需要寻觅常规化、制度化、顺市场化的需求调控机制。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粮食市场不可能长期与国际市场“隔离”,在力保基础农产品基本自给的同时,如何把握粮食的金融属性,掌握国际市场定价权,亦须及早筹谋。

  上篇:玉米调控样本

  《财经》记者 焦建 翁仕友

  肇东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是该省玉米主产区之一、商品粮生产基地,已经连续多年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标兵县”。曾经的“标兵县”,如今几被目为“乱源”。

  从2010年底开始,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下称中储粮)、外地粮食加工企业、当地粮库和其他粮商在肇东上演了一幕幕“粮源争夺战”。

  玉米深加工业的“野蛮生长”,扭曲了原本平衡的供需格局,成为争夺战的根本诱因。在多方利益主体博弈下,中央力图抑制玉米深加工业发展的政策形同虚设,粮食市场波动随之加剧。

  当地粮价在这场争夺战中水涨船高,而中储粮以固定价格补库的计划,最终因为遭遇市场冷落而未能如愿,曾经顺风顺水的粮食调控机制疲态尽显。

  玉米涨价之谜

  粮食品质好是其中一个原因,深层次的根源则是消费需求层面的改变

  去年11月玉米上市以来,全国玉米价格连续上涨。根据中华粮网数据中心资料显示,2010年10月7日的玉米全国收购均价为1854元/吨(每斤约0.9元),截至2011年3月17日,已上涨到2014元/吨(每斤上涨约1元)。肇东市亦是如此,当地三等玉米的收购市价在开秤后不久即超过1元/斤。

  中储粮肇东直属库主任佟连海今年50多岁,他说自己搞了一辈子粮食工作,第一次见玉米价格涨得这么高。

  从吉林、黑龙江等玉米主产区来看,2010年玉米产量较前一年略有增长,全国玉米产量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为何会出现丰年年份粮价暴涨局面,产生丰年粮贵悖论的根源是什么?

  根据大连商品交易所去年底公布的《2010年东北产区玉米及大豆调研报告》显示:由于2009年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充分调动了农民种植玉米积极性,去年吉林全省玉米播种面积约为4500万亩,较前年略有增加。2010年吉林、辽宁等地玉米产区处于丰收的平年,虽与2008年的大丰收相比仍有差距,但与2006年、2007年产量较为接近,且玉米品质整体较好。

  黑龙江虽然在种植玉米方面气候条件不及吉林,但播种面积同样有所增加,全省玉米播种面积增加将近480万亩,由7300万亩上升到7780万亩水平。而根据《财经》记者在实地调查显示,玉米增产的幅度可以达到10%左右。

  肇东市向阳粮库有限公司总经理冷旭东分析指出,粮食品质好是其中一个原因。今年肇东玉米的水分含量很低,往年含水量达30%,今年能够低到25%,减少了5%的水分,而每减少1%就相当于增加了1分钱,这等于一下子上涨了5分钱。在他看来,今年玉米价格上涨有其合理一面。

  深层次的根源则是消费需求层面的改变。冷旭东认为,吉林省松原赛力事达公司、中粮这样的玉米深加工企业,一开始就把价格提得很高,粮贩子跟这些企业竞价收购,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不久前刚刚从东北主产区调研回来,他告诉《财经》记者,深加工企业成为这轮玉米价格上涨的主导者。

  程国强认为,相比以往,玉米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0年玉米产量为1.6亿吨,其中饲料用粮1.05亿吨,玉米深加工用粮5000万吨。虽然80%的玉米用于饲料加工,但是从增量来看,饲料用粮每年增长幅度较小,约为500万吨。而玉米深加工用粮增长惊人,2008年玉米深加工用量3500万吨,到了2010年已达到5000万吨,两年净增1500万吨的需求。

  和其他粮食不同,玉米加工链条非常长,可以做酒精、淀粉、味精、果糖、柠檬酸以及燃料乙醇等,其中燃料乙醇每年产能150万吨,需用玉米500万吨。从地区分布来看,这些深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吉林省等粮食主产省份。

  据了解,2010年吉林玉米产量为2400万-2500万吨,其中省内深加工需求占据一半,约1200万吨,加上饲料加工所用玉米,该省真正可供销售外调的玉米不到600万吨。

  由于需求量大,玉米深加工企业抬价收购,以争取更多粮源。部分吉林加工企业纷纷前往黑龙江争夺粮源,距离吉林较近的肇东市成为“重灾区”。肇东市粮食系统一位人士介绍说,“拉玉米的车没白天没黑夜地往吉林跑,政府在高速公路上屡次查禁没有玉米经销资格的粮贩子,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以往,前往北方收玉米的以南方客商为主,南方是中国粮食主销区,但今年玉米价格已令南方客商咋舌,“玉米刚上市的时候,南方的玉米客商就已经来到东三省收购玉米,但是因为今年国家不再继续对北方玉米南运给予补贴,没有赚头,他们基本没有收购玉米。”冷旭东说。

  黑龙江省玉米深加工业发展远不及吉林,但当地的加工能力亦不容小觑。位于肇东市肇兰路24号的中粮生化能源(肇东)有限公司(下称中粮肇东),号称拥有“亚洲最具实力的酒精生产基地”,每年有能力加工转化玉米120万吨。中粮肇东每年收购玉米60万吨,占该市玉米商品粮的50%。此外,该地还有另外一家玉米精深加工企业成福集团,也在积极收购玉米。

  “控需求”博弈

  尽管国家有限制粮食深加工的政策,但在利益相关方的变相抵制之下难以落实

  在供给难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要平抑粮价异常波动,唯有控制需求的过快和不合理增长。然而这项政策实施亦不如意。在不同加工企业、不同央企、地方和中央政府多方博弈下,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早在2007年之前,国家相关部门对玉米深加工业存在的问题,已有清醒认识:玉米加工能力盲目扩张、重复建设严重,一些主产区上玉米深加工项目积极性高涨,新建、扩建或拟建项目合并产能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玉米产量增长速度,导致外调粮源数量减少,并影响到饲料加工、禽畜养殖等行业的正常发展。

  2007年9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一份名为《关于促进玉米深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遏制各地一哄而上,严控玉米产业深加工过快增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01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秋粮收购和当前粮食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电【2010】20号),再次提出控制玉米深加工业发展,此后国家发改委对各地深加工项目进行排查清理。

  业内人士反映,尽管国家有限制粮食深加工的政策,但在利益相关方的变相抵制之下难以落实。以燃料乙醇为例,燃料乙醇项目最开始是为了消化积存的陈化粮,2001年后,国家投资50亿元,批准成立四家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安徽丰原生化(000930,股吧)、中粮肇东、吉林燃料乙醇、河南天冠集团)。

  为了支持发展,国家给予每吨燃料乙醇补贴1000元,同时对这些企业给予免税的政策支持。据了解,燃料乙醇产能150万吨,需用玉米500万吨,这占2010年全年深加工使用玉米总量的十分之一。

  在与饲料加工争粮矛盾日益突出之时,国内不少学者呼吁压缩产能或禁止使用玉米加工燃料乙醇等深加工项目。有关部门限制这些企业直接入市收购,但是这些企业则选择委托收购,从有资质贸易商手中购粮,限制政策几乎形同虚设。

  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就相关问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玉米深加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能再增加新的生产规模。关键是地方政府要按照中央的政策来进行严格的监管,说不让增加就不能增加。玉米深加工这件事情,搞一点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粮食又紧张,能源又紧张,环境污染问题又这么突出,这么重要的资源,就弄点酒精弄点淀粉,消耗了这么多的水这么多的能量,国内又造成这么严重的污染。只赚钱不讲究别的,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要干的好。”

  但限制产能的做法也无法得到实质贯彻,因为这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致。这类加工企业一般都在产粮大县,规模较大,对当地财政收入和就业有较大贡献。

  针对玉米深加工企业消耗玉米过快局面,中国储备粮食总公司(下称中储粮)总经理包克辛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国家应该坚决控制酒精、淀粉、味精等粮食深加工产业的扩张,同时减少粮食产品的出口,以保障粮食安全。

  有学者建议,国家应停止对燃料乙醇补贴、不再免税,同时要限制出口,对于出口的产品要课以重税。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举措并不治本,依然存在“管不了,卡不住”现象。同属央企的中粮集团致力于全产业链打造。该公司回应称,中国玉米产量基数大,每年达1.6亿吨,每年用于深加工的玉米仅占其中很小部分,合理的深加工利用不会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影响。

  程国强认为当下粮食市场调控局面更为复杂,过去一个文件下去即能令行禁止,现在有来自不同层面的利益博弈和冲突,因此在宏观调控框架设计时候要有清醒的认识。

  艰难的收储

  粮食收储补库进度不理想,对于下一步调控压力较大

  肇东市向阳粮库有限公司总经理冷旭东介绍说,前几年是粮食卖不出去,自己曾经到全国各地到处卖粮,最远曾卖到云南。现在深加工企业进来,一下就全买走了,根本不用外销。

  向阳粮库归市粮食局管辖,目前该库存粮2万斤,均为帮人代收代储,其中一部分属于华粮,另一部分属于温州的私人老板。冷旭东称,代收代储赚的是辛苦钱。去年11月玉米上市以后,价格走高速度之快,出乎很多收粮人的意料。现在想来,冷旭东不无遗憾地说,“要是农发行能给多贷点款,我们从一开始能够多收点粮食的话,会多挣不少钱。”

  当时,冷旭东曾向当地农业发展银行申请贷款,但最终获批的金额并不高。在玉米上市以后,价格连连上涨,但是苦于没有富余资金而无法收储。到了今年3月,冷旭东再想收购时,当地早已无粮可收。

  和向阳粮库一样,中储粮肇东直属库亦有类似遭遇。由于未能收到粮食,在当地“补库”计划落空,据当地一位权威人士介绍说,截至2011年3月中旬,中储粮在肇东地区“还没有收上一斤补库玉米”。

  根据国家粮食局的安排,2010年中储粮共向市场投放了大约3000万吨国家临时收储玉米,中央储备玉米也在2010年6月入市,这使得中储粮掌管的玉米库存大幅减少,国家储备玉米亟须补充库存。

  2010年底至2011年初,中央八部委调查组先后两次前往肇东市调查粮食生产和价格情况。调查组回京不久,即出台了1000万吨的中央储备玉米补库计划。“即便是这个时候再下来政策,粮食早被收光了。”冷旭东认为,除了一部分零星余粮外,对于收到大规模玉米基本不抱希望。

  《财经》记者在黑龙江、吉林两大主产区了解到,中储粮第一批1000万吨中央储备玉米补库计划,完成情况并不乐观,补库计划几近落空。

  据介绍,此次中储粮补库执行的是分省固定价格。2011年1月份中储粮《中央储备玉米补库收购计划的通知》显示:黑龙江地区的三等玉米的中央储备价格为1780元/吨,合算为每市斤0.89元。而吉林和辽宁省的价格则分别为1800元/吨和1820元/吨。但是,自去年玉米上市后,价格一直高开高走,以肇东市的市价为例,三等玉米的收购市价早已超过1元。

  当地农民认为中储粮收购价格过低,且中储粮对于收购玉米的品质要求较高,他们更愿意将粮食卖给吉林等地粮食加工企业,这加大了中储粮的收储压力。

  中储粮人士介绍说,因为收储价格定的低,在玉米收购的时候价格没有竞争力,所以补库计划完成的进度并不理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进度。

  中储粮供销计划部相关人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储粮正在等待市场价格回落,再做进一步安排。

  业内人士指出,粮食收储补库进度不理想,对于下一步调控压力较大。

  为扭转收储不力的局面,政府祭出行政命令手段。2011年1月中下旬,国家相关部委叫停了中粮集团等央企旗下东北地区深加工企业的玉米收购,并要求吉林省内主要的深加工企业停收玉米,为中储粮的收储“让道”。

  随后,黑龙江粮食局亦对其管辖的粮库提出类似要求,该省省内深加工企业和有收购资质的70余家贸易商被叫停收购玉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按照规定,在一定时期之内,这些管辖粮库的玉米收储量不要超出其最大库容,至于何时可以重新收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日期。

  调控弱化之忧

  原本定位为政策性储备企业的中储粮,正向经营性粮油企业转变,引起了外界对其定位走偏,以及它在调控体系中被同质化、边缘化的担忧

  补库计划落空,库存大幅减少的效应很快被放大,进一步加剧了肇东当地粮食市场的不稳定。

  佟连海近日和当地粮食经纪人交流时感触尤甚。他们告诉佟连海:2008年玉米大丰收时,因为中储粮收储的玉米数量大,他们不敢抬价收购,因为一抬价,中储粮的抛售会立刻把价格拉低。但是这一次不同,国家掌控的粮食少,他们不再害怕中储粮的抛售,所以才敢大胆地收。

  新湖期货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余粮水平较常年偏少,其中华北产区农村玉米余粮存量约在30%以内,安徽产区约30%以内,黑龙江省约30%,辽宁、内蒙古约40%左右,西北产区约40%左右。

  其中,华北黄淮产区余粮水平要低于常年,原因是春节前本地企业预期玉米价格上涨,积极抢收,南方企业因东北价格居高和政策限制而转向华北。

  冷旭东则向《财经》记者提议说,国家应该尽快摸清楚各地粮库中到底还有多少玉米储备,尽快以市价对其进行收购后转为国储玉米,以便掌握玉米价格调控主动权。

  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3月4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粮食流通体系基本完善,执行最低价粮食收购政策,粮食主产区还有临时收储措施,中央、地方粮食储备也较为充裕,收储量高于国际平均收储线,“国家粮食储备充裕,足够保障供给,这点请大家放心!”

  但是近三年来,国内粮价在供给充裕情况下大幅波动。这其中除了与气候灾害、多种购粮主体入市竞价收购、国际粮价上涨传导等因素外,不可否认和国内粮食宏观调控决策有关。

  例如,由于2010年小麦上市期间出现了多家粮油央企抢粮局面,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为确保秋粮收购,相关部门在去年玉米刚上市期间叫停了中储粮的玉米收购业务。

  佟连海介绍说,去年10月就把库容腾了出来,买好烘干粮食的煤炭,并对员工进行了动员,“舍小家为大家,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横幅也已贴好。但就在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做完后,上面突然下文要求“不允许中储粮从事正常中央储备粮轮换之外的任何经营性收储业务”。佟连海形容说,这好比百米赛跑的速度生生被停了下来。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当时政府采取此举的考量是:参与收粮主体增多,会抬高粮食的价格,为了缓解通胀形势,暂停中储粮入市收购。但这也让中储粮错过了玉米上市这个最佳收储时机,被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决策上的失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玉米库存过低的局面。

  比起补库计划落空,业内人士更担忧调控体系的弱化。

  2010年前,执行国家政策性收储业务归中储粮独有,这是一套垂直管理的体系,建立十年来,确保了粮食安全,稳定了市场,维护了农民利益。

  在中储粮建立之前,国家粮食调控体系实行分级制度,从中央到省、市、县分级管理,这套体系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亏损严重、库粮不实等,一旦市场波动,粮库无法调粮,调控并无实质意义。

  为此,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下决心建立一套垂直的管理体系,专门管理中央储备粮。

  但在2010年后,华粮集团、中纺集团和中粮集团三家粮油央企介入政策性收储业务,由过去的单一主体转变为多元主体。

  政策性收储是由国家财政出资,同时也可获得售出补贴,这被业内人称为“诱人的蛋糕”。在这块“蛋糕”由四家央企分切后不久即暴露问题,2010年夏季小麦收储时,出现了相互哄抬小麦价格、争夺粮源的现象。

  与此同时,中储粮提出从“大粮仓”到“大粮商”的发展思路,延伸了产业链,涉足大米和油脂加工的经营性业务,原本定位为政策性储备企业的中储粮,正向经营性粮油企业转变,这引起了外界对中储粮定位走偏,以及它在调控体系中被同质化、边缘化的担忧。

  为此程国强建议,下一步要对调控体系进行顶层设计,一定要发挥和用好垂直管理体系调得动、用得上的优势,不能因为利益博弈而弱化了调控。

  下篇:对策近忧远虑

  《财经》记者 翁仕友 焦建 王延春 汪洋

  忽然之间,以玉米为代表,国际粮价的持续上涨,再度引发公众对新一轮粮食危机逼近的担忧:高粮价会否成为常态?

  6.73美元,7美元,7.17美元,7.44美元,7.5美元??

  作为全球粮食价格重要的风向标之一,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的CBOT5月玉米期货合约交易价格稳中有升,3月30日为每蒲式耳(相当于35.24升)约6.73美元。

  很多交易商在当天收市后预计,如果美国农业部3月31日公布的农作物种植报告不能符合市场预期,或中国在3月买入逾100万吨美国玉米的猜测得以证实,CBOT5月玉米期货价格从4月起将涨至每蒲式耳7.00美元以上。

  商品经纪公司日本Unicom株式会社研究部总经理菊川弘之预计,CBOT 5月玉米合约的上涨阻力位可能在每蒲式耳7.17美元,之后为每蒲式耳7.44美元和7.50美元,总体上仍然看涨。

  玉米价格是一个缩影。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通报,截至2011年2月,全球粮价接近2008年粮食危机高点,特别是玉米价格已经超过2008年高点,再创历史新高。一些重要粮食品种,比如玉米和小麦的价格翻番。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多次发出警示,关注高粮价,但尚未将其定性为粮食危机。

  2011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2011粮食增产行动,力争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2010年水平,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这被外界视为中国决策层全力稳定粮食生产的明确决心。

  中国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农业贸易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韩一军对《财经》记者介绍,从粮食危机周期来看,上世纪90年代发生过一次,2008年又发生了一次,中间隔了十多年,因此人们没有预料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恢复背景下,世界粮价再次高涨。此次粮价高涨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价格的全线上涨,相对而言,大米的价格涨幅略小一些。

  和国际粮价颇为相似的是,国内粮价也是一路走高。到今年3月初,中国主要的粮食品种的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平均上涨近20%。

  高粮价时代无可避免地来了吗?

  这轮持续上涨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如玉米价格2007年已有一次大幅上涨,2008年回调了一次,2008年下半年后至今则连续近三年上涨,目前比2008年上涨了45%,在粮食三大作物中,玉米价格波动最大。小麦和大米也是连续三年上涨,其中小麦上涨30%,籼稻上涨30%,粳稻上涨了50%。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自2008年以来,由于供需趋紧、成本上升、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影响,粮食价格进入到一个上升通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后粮价持续上涨将常态化,过去人们认为的“异常波动”也将随之常态化。

  高粮价推手

  供求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内粮食“紧平衡”状态将长期存在,粮价高位运行将成为常态

  因异常天气导致的全球粮食供应偏紧,被认为是造成此轮国际粮价上涨的基本因素。

  韩一军认为,在此之下,一些非传统因素,例如资本炒作、美元贬值的影响明显增加,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2010年6月粮价开始上涨,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美元贬值了15%左右,这是上世纪90年代粮食危机时所没有过的。

  库存消费比是FAO提出的衡量粮食安全水平的一项指标。2010年全球粮食库存消费比是19%,在2008年粮食危机时不到18%,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14%左右。在韩一军看来,“如果只是由供求决定的,那现在粮价不应该达到这个高位。”

  如果说国际粮价异动有着较多短期性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着国内粮价居高不下?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供求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内粮食“紧平衡”状态将长期存在,粮价高位运行将成为常态。

  从品种来看,国内稻谷(尤其是粳稻)供应将长期偏紧,小麦供求则处于基本平衡,玉米由于饲料和深加工业用量增加将更加偏紧,为此有学者建议调整补贴政策、实施偏紧的粮食出口管理。

  从地区分布来看,粮食生产的重心正从南方向北方转移,黑龙江、吉林、河南等13个粮食主产区为全国贡献了74%的粮食产量。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七省市为粮食主销区。这种结构性、区域性问题的突出造成了政府调控难度的加大,加剧了粮价的波动。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丁俊声担忧的是,稻谷生产的“北移”。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增产粮食最多的河南、吉林、黑龙江、山东和辽宁五省,都集中在北方地区。在粮食生产、特别是稻谷“北移”之后,黄淮海流域和松辽流域成为粮食优势区域,灌溉水源更加紧张。拥有80%水源的南方地区,适宜种植水稻,但稻谷种植面积日益萎缩。

  丁俊声认为,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粮食产销平衡关系和粮食安全,其持续性不能不使人担心和忧虑。在他看来,这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严重隐患,必须认真加以应对。

  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存在传导效应,这一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为防止国内粮食产业受到冲击,实施了关税配额这一过渡政策,大米、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进口配额分别为532万吨、963万吨、720万吨,配额内实行1%的关税,配额外的征收65%的关税。进口配额大多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以玉米为例,民营企业分得280多万吨,占40%,国有企业占用60%的进口配额。

  在这一贸易政策“隔离”下,国际粮食作物并不会轻易流入国内市场,但是涨价预期却并无国界。国际粮价主要通过国际期货市场传递,国内期货市场的投资者对价格最为敏感,其次是生产加工企业,之后是粮食贸易商和农户,一旦作出涨价判断和预期后,便会出现抢购、惜售等现象。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中国的粮食价格上涨幅度只有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水平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涨幅是比较低的,“但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不可能没有传导性的影响。”

  国际市场传递的另一个途径是石油价格。2008年粮食危机时出现了粮价与油价挂钩现象。嘉吉公司谷物油籽部贸易总经理陈嘉渊在比较了粮价上涨曲线图和石油价格上涨曲线图后发现,这轮粮价上涨早于油价上涨。

  在利比亚等国政局动荡之后,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后仍一路走强,这势必又会反推粮价的上涨。陈嘉渊认为,原油价格上涨对粮食主产国巴西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巴西基础设施较差,粮价中近半是运输成本。

  “目前中国仍是石油农业,化肥、薄膜、农业机械都随油价上涨,直接推高粮价,中央对粮食的各项补贴也都转嫁到农资上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对《财经》记者说。同时,石油价格上涨会推动替代品生物能源的发展,从而减少了粮食供给,并且引导更多人转而改种甘蔗、油菜等。

  美国用玉米加工做乙醇,巴西用甘蔗和糖做乙醇,欧洲用菜籽油做生物柴油,“如果石油价格保持在100美元以上,那些生物能源企业就会开足马力生产,因为只要达到60美元,生物能源就有钱可赚了。”程国强说。

  最近两三年,国内农民售粮节奏发生了变化。过去,农民在春节前都把粮食卖光了。今年3月,程国强到东北调研时发现,由于价格上涨预期下的惜售,有的地方农民居然手中还有百分之六七十的粮食。农民卖粮节奏的变化,导致粮食供应周期被拉长,短时段市场供应减少,价格自然会上升。

  而从长期趋势来看,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过程中,粮食供求会更加紧张,矛盾更加突出。在需求增长难以遏制背景下,利用现有耕地和水资源拓展增长潜力,通过技术进步,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增加供给,成为决策层的政策取向。

  增产瓶颈难破

  守住18亿亩“红线”的压力与日俱增,提高单产水平便成为重中之重

  2010年,中国全年粮食总产量10928亿斤,增产312亿斤,实现了“七连增”,打破了“二丰二平一歉”的五年生产周期。

  在徐小青等人看来,“七连增”对于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抵御世界粮食危机作用巨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中国粮食连续增长,今后能否维持?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中国耕地面积持续下降,守住18亿亩“红线”的压力与日俱增,因此,提高单产水平便成为重中之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研究表明,粮食增产三分之二的功劳应归功于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其中化肥使用量和其他物质投入增加贡献巨大,其余三分之一则归功于播种面积的增加。

  眼下中国水稻单产水平居世界首位,小麦单产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较小,而玉米单产756斤则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了解,美国每亩产量玉米单产可以达到1200斤。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通过播种、施肥方式和种子品种改进,国内粮食单产仍有一定提升空间。

  农业部小麦专家组成员、安徽省小麦高产攻关专家组副组长胡承霖教授1953年毕业后,一直从事小麦高产攻关研究。据其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压粮(食)扩经(济作物)”,导致2003年前后粮食减产,库存锐减,全国小麦也处于低产期。

  2005年,胡承霖向安徽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写了封3600字的长信,并附上五年增产50亿斤的小麦高产攻关方案。这封信得到安徽省主要领导批示,攻关计划得以实施,胡出任专家组副组长。

  五年后,安徽省小麦实际增长80亿斤,小麦单产平均680斤,比五年前的单产提高了168斤。据了解,“十二五”期间,该省计划小麦单产再提高60斤。胡承霖认为这是一个保守的估算。在其指导的涡阳县小麦示范田里,曾创下单产1478斤的纪录,成为当年全国小麦“单产冠军”。受此启发,农业部在全国开展了高产创建试点。

  胡承霖担忧的是,由于农田水利设施较差,遇到干旱,小麦等作物便无法灌溉,这直接影响了产量。“如果农田水利设施完善,小麦产量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胡承霖对《财经》记者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田宝强主任对此亦有同感。他告诉《财经》记者,近年黑龙江的粮食增产速度很快,粮食产量很快就能够超过河南成为全国第一,但同时也面临农田水利设施落后等诸多问题。

  受气候影响,黑龙江省农业长期受干旱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开垦宜林、宜草地和湿地,对生态破坏严重,致使该省近年来干旱加剧,春旱、伏旱严重。

  两年前,田宝强曾和黑龙江省政府参事室的几位参事专门调研该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报的建议报告提出黑龙江增粮的几个桎梏:(1)水利工程落后,可用水源不足;(2)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退化加速;(3)农机结构不合理,农机合作社发展缓慢;(4)退耕还林减缓,治沙力度不大;(5)土地经营规模过小。

  此外,黑土地区的水土流失及施肥过量问题,已经大大影响了黑土地的地力。《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2006年黑龙江省水土流失面积达2.07亿亩,比2005年增加2.3%。初垦时,该省黑土厚度一般在80厘米-100厘米。而目前,黑土层厚度大于20厘米-30厘米的面积只占25%左右,许多地方变成了“破皮黄”。

  科技增粮是另一途径,但是在推行中亦面临诸多困难。

  为提高产量,国家积极推行一项名为“测土配方施肥”工程,即在农业科技人员指导下科学施用配方肥。

  黑龙江省农委土肥站主任郭玉华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测土配方施肥推进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玉米增产的空间。以黑龙江为例,截至2010年,真正实施测土配方的土地面积约7500万亩(不包括国有农场),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

  郭玉华指出,测土施肥由国家财政补贴,以县级为单位进行。而中国的情况是,南方一个县十多个乡镇,耕地只有几十万亩,同样的一笔钱能够保证测土配方全部进行。

  但是像黑龙江这样的省份,每个县下辖几十个乡镇,耕地数百万亩,同样一笔钱分到下面好比撒胡椒面。郭玉华说:“所以实际操作中,只能‘以点带面’,找一个典型地区进行测土配方,周围其他地方照此方式施肥,但这样做效果便大打折扣。”

  补偿机制待建

  解决左右粮食价格异动、粮食增产的长期性问题更费周章

  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这轮粮价高涨,令粮食供需“紧平衡”。为此,中央高层也一直在寻求解决之道。

  知情人士透露,国务院高层年前就开始调研粮食安全问题,温家宝在今年正月初三上班,初四就召集了水利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委分管领导进行座谈,听取与会人员对粮食增产面临问题以及如何防止粮食出现问题的看法。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也召集了国家粮食局、发改委宏观院、农业部经管站有关人员座谈。

  2011年3月16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2011粮食增产行动,即以粮食主产省和非主产省的主产县为重点地区,以增加重要紧缺品种供给和推广落实防灾减灾增产关键技术为重点,力争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2010年水平,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

  意识到粮食产量稳定的重要性,中央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数量之巨也是前所未有。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9884.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4.8亿元,增长15.2%。其中支持农业生产支出3938.7亿元,主要包括强化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575.4亿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230亿元,农业扶贫开发资金306亿元,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136.6亿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94.06亿元等。

  在四项补贴上,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了1406亿元,具体为粮食直补151亿元、农资综合补贴860亿元、良种补贴220亿元、农机购置补贴175亿元。“补贴项目之密、强度之大,都超过了往年。”该知情人士说。

  除了短期应急措施,解决左右粮食价格异动、粮食增产的长期性问题更费周章。

  《财经》记者在多个粮食主产区发现,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对农业投入过于依赖中央投资,而农业税减免和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数年后亦呈边际效用递减之势,导致地方抓粮积极性和农民种粮积极性欠缺。这成为影响粮价长期走势和粮食安全的深层次因素。

  吉林省长春市政协主席张元富认为,由于长期存在的工农业“剪刀差”,再加上粮食主产区肩负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的重任,工业发展缓慢,导致产粮大县多为财政小县、穷县。

  全国十大产粮县和经济十强县相比,财政收入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种粮吃亏’的状况如不改变,将严重影响主产区种粮积极性。”张元春对《财经》记者说。

  张元富认为有必要研究建立对粮食主产区县级财政的补偿奖励机制。具体来说,一方面是按商品粮调出量给予补贴,另一方面是对粮食增产给予再奖励。同时,还应通过制定粮食生产指令性计划,实行“奖多罚少”,或建立经济条件好的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财政对口支援机制,增加粮食主产区特别是县级财政的直补。

  从2005年开始,中央开始对产粮大县进行奖励。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奖励资金为225亿元,对粮食生产大县除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奖励政策,对增产部分再给予适当奖励。

  据接近农业部人士透露,为鼓励地方多产粮、多调粮,中央财政依据粮食商品量、产量、播种面积各占50%、25%、25%的权重,结合地区财力因素,将奖励资金直接“测算到县、拨付到县”。

  对粮食产量或商品量分别位于全国前100位的超级大县,中央财政予以重点奖励;超级产粮大县实行粮食生产“谁滑坡、谁退出,谁增产、谁进入”的动态调整制度。

  肩负粮食安全重担的产粮大县,诉求明确——期望中央补助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既要粮食增产,又要GDP总量,产粮大县难堪重负。

  河南滑县县委书记郜军涛表示,要让农业大县的领导踏踏实实地抓粮食生产、农业生产,就要改变目前这种干部考核办法,如何平衡干部考核的GDP标准和社会效益标准,需要加以研究。

  河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张冬平表达了类似看法,认为应该以制度性、法律性的方式来解决“国家要安全,地方要财政,农民要增收”三者间的矛盾。

  国家育种专家、盘锦北方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雷建议修正现行补贴政策。他对《财经》记者说,近几年国家实行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都发给了耕地原承包户,转包种粮大户基本没有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

  经调查,中国北方水田转包费最低为300元-500元/亩,最高为800元-900元/亩;旱田最低为260元-300元/亩,最高为400元-500元/亩。

  转包费用高,一方面造成大户转包耕地不稳,扩大生产规模难度大;另一方面造成生产成本增加,收入降低。

  除了建议让种粮大户能享受种粮补贴外,许雷还建议国家大户贷款优惠政策,降低贷款门坎,提高贷款额度,将大户农业机械、房产等作为抵押资产,对无资产抵押的种粮大户实行信用担保贷款;建立大户奖励机制,对种粮面积和商品粮达到一定规模的种粮大户,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丁俊声还建议,国家建立农业粮食结构调整基金,资金来源由粮食主销区和国家公共财政提供资金组成,以支持粮食主产区食物产业的发展。

  此外丁俊声还建议,国家应建立青年农民农业粮食产业发展基金,以鼓励、培育和支持一批青年农民安家于农村,致力于农业,成为稳粮产业大军。

  资料

  2011年国家支持粮食增产的政策措施

  种粮直补

  农资综合补贴

  良种补贴

  农机购置补贴

  重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

  产粮大县奖励

  粮棉油糖高产创建

  建设高标准农田

  耕地质量建设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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