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中小企业融资饥渴待解
傅勇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宏观经济观察家 2011年货币政策转为稳健,货币供应和新增贷款增速均出现显著下降,特别是今年1-2月份的信
傅勇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宏观经济观察家
2011年货币政策转为稳健,货币供应和新增贷款增速均出现显著下降,特别是今年1-2月份的信贷规模均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很多企业感到资金紧张,货币市场利率也是水涨船高。每当银根收紧,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便是首当其冲,贷款难的问题随之而来。
在这种形势下,各类社会融资活动异常活跃起来,如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乃至民间融资等都红红火火。此外,近年来,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大行其道,几乎成了一项全民运动。这些非银行融资渠道都为中小企业融资增加了便利。但由于中国实行金融管制,对这些社会融资机构还有很多政策上的限制,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仍然有待拓宽。
差异化监管难解民企融资难
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经济的问题是钱太多了,而不是钱太少了,问题是充裕的流动性未能很好地流向实体经济,同时这些流动性在企业层面的分布上也是苦乐不均。
中国的M2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M2的增速更是很高,结果M2/GDP的比重超过各主要经济体。国家掌握了将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各类存款超过70万亿人民币,居民的银行存款也超过了30万亿人民币。
这些“多余的”钱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和社会积累的资金没有充分地投入到国内的实体经济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实际上代表着中国持有外国的钱,这些钱大部分是以美国国债等形式持有。中国的投资率虽然很高,但仍低于储蓄率,也就是银行里的很多存款是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的。
这些没有被很好使用的钱,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经济失衡。庞大的外汇储备代表着外部失衡,储蓄超过投资代表着内部失衡。失衡被认为是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结构性问题的来源。
这中间的一个症结在于中国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和家庭收入也不断提高,同时长期以来,银行储蓄一直是企业和居民储蓄的主要途径,这导致了银行储蓄存款出现持续的大幅增加。银行体系使用资金的来源大致有两个途径:用于国内贷款或购买国外资产。在现有金融制度下,金融机构放贷对象偏好国有部门,但国有部门不断萎缩,这使得贷款规模增长远远落后于存款规模的增长。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存贷差总额已接近GDP的一半。商业银行只能将这些过剩的资金用于购买国外资产,由此带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从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银行存贷差与外汇储备不仅同步增长,而且两者在数量上也非常接近。2007年存贷差GDP占比和外汇储备GDP占比分别为48.5%和44.2%。
一边是资金紧张嗷嗷待“救”的中小企业,一边是暗流涌动的庞大民间资金。近日,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改进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下一阶段将逐步实施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但有企业人士也表示,这些差异化监管政策短期内还是无法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世界难题,但在中国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困境。在成熟经济体中,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与信用问题相关的信贷配给相联系的。经济学家发现,当市场利率随行就市时,通常会吸引来风险偏好型的企业,而那些稳健经营的企业就会被排除在外。结果银行倾向于将利率定得低一点,以便挑选好的客户。
应该说,上述信息问题所带来的贷款难现象不仅局限于中小企业。在成熟经济体中,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它们通常愿意承担更高的利率。
拓宽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要拓宽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还需要打破以下几方面壁垒。
首要的是逐步缓解金融压抑。中国的金融压抑体现在很多方面。一是利率没有充分市场化。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也已经开展了多年,目前主要是对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保留管制。受到管理的利率看上去不多,但中国整个的利率市场化体系尚没有充分建立起来。银行部门竞争也基本限于利率之外的竞争。一个明显的体现是,中国的利率经常陷于负利率的尴尬。利率管制的另一个表现是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尤其是民间利率的背离。在货币环境逐步收紧的背景下,民间利率早已大幅上扬。可以想见,如果利率是完全市场化的,那么银行的利率也应该明显上升。
在利率管制下,首先获得贷款的当然是大中型企业以及与政府关联紧密的融资平台。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意味着信贷资金的需求会大于信贷资金的供给,这时候获取贷款就像是得到一笔补贴,结果获得贷款就不完全是市场行为。
利率市场化情况下,中小企业也会融资难,但这和利率压抑情况下的贷款难是有很大不同的。
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另一途径是要放开各类金融机构的门槛。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西方大型银行,但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也存在着数以万计的中小金融机构,乃至微型金融组织。这些基层金融机构就像是人体的毛细血管,遍布器官和生理组织的各个角落。中国近年来发展了一批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商业银行也获得了发展,但总体来说,这些公司的行为和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的行为模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还是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只有当各类互助金融组织、社区银行、行业金融等金融生态建立起来之后,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在这一点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就是要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由于缺乏必要的金融法规,地下金融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信用难以确立。正规制度的缺乏也使金融中介和融资企业滋生短期行为,在高昂回报的刺激下,非金融企业以实业为名变相非法融资便屡禁不止了。
中国目前的民间融资以高利率为显著特征,高利率固然是反映了资金的市场供求,但更大的一块是为了补偿高风险。另外,一般说来,融资成本随融资规模的增加而下降,因而金融具有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地下金融因为分布零散、难以整合重组,因而无法达到最小有效规模,融资成本也就居高不下了。
有研究显示,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所获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因此,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非法融资或是洗钱活动当然应该严厉打击并肃清,而对地下融资,治本之计还在于从源头上放松金融压抑,规范民间融资。毕竟,疏胜于堵。
地下金融的存在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规模到底有多大?说法不一。一项由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在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显示,中国地下信贷规模已近8000亿元,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比重约三分之一。考虑到这项调查样本覆盖到了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和1203位个体工商户,其可信度应该有一定保证。而此前花旗银行一份研究报告的估计更惊人:在2004年5月到10月期间,银行居民存款流失额在9000亿元左右,而这些资金都用于自己投资或民间融资。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总之,除了银行信贷外,还有大量的社会融资渠道有待拓宽。中国的金融体系总体上带有较明显的主银行制度色彩。近年来,非银行信贷的融资活动增长较快,这些融资渠道中,上市融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债券市场等蓬勃发展,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总体上其还不是主要的收益对象。由于投资中小企业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放开利率和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门槛的同时,相关部门应考虑为各类融资渠道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势在必行。存款保险制度主要保护了中小型储蓄类金融机构,因而对中小企业融资是一种支持。此外,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将民间融资合法化、规范化,能够有效加快社会融资渠道的发展,也能够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从某种程度上说,拓宽社会融资渠道、解决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在微观上能够大大增强中国经济的活力,在宏观上,也是缓解结构失衡的必由之路。同这些政策红利相比,政策推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风险都值得努力克服。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