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在今年“两会”上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运用金融举措增强我国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深度、广度和效度。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阎庆民指出，将审慎监管纳入宏观调控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重大趋势，将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合，形成新型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也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阎庆民表示，银监会实施的一系列逆经济周期监管政策措施以及正在推动的监管改革，对于预防危机发生、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帮助经济复苏、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止不合理的投资冲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不仅依靠利率、准备金率等软约束，更要依托于强有力的信贷投向硬约束。”他称。

　　监管“硬约束”

　　第一财经日报：你近日曾指出，要顺利实现新一轮宏观调控目标，传统上着眼于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着重于结构调控的财政政策已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庆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已有30多年，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我们大力引入国际成功做法，推进本土实践。以银行领域为例，2004年开始，国内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启动，并一直延续至当下。经过这一轮改革，金融的微观基础设施已发生变化，宏观调控政策与手段也需要与时俱进。

　　在传统宏观经济学中，财政政策偏重结构、供给方面的调整，货币政策关注总量和需求。但传统调控政策工具对微观主体的影响作用存在效力衰减趋势，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行为选择，从而对经济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冲击。

　　在封闭经济体内，一国货币当局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可使企业资金成本上升，从而达到给经济降温的效果。但资金的全球流动使得企业可通过境外融资，对冲所在国紧缩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制约宏观调控成效。特别是在当前很多国家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加速套利资金流入，加剧传导机制扭曲及政策效力递减。

　　因此，需要有效发挥监管政策的引导作用，配合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实施强有力的信贷投向“硬约束”。只要不出现叠加效应，而是更多发挥协同效应，就可以实现更好的调控效果。

　　日报：那么，监管政策的“工具箱”由哪些措施和工具组成呢？

　　阎庆民：国际上通行的是《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率等的一系列要求。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的工具箱中，包括动态资本补充机制、资本质量与资本充足率并重的资本监管、拨备覆盖率、存贷比、不良贷款比率、单笔贷款集中度等一系列逆经济周期监管政策和措施，在此次金融危机前及危机过程中充分证明其作为政策工具应用于宏观调控的可操作性。

　　由于中国缺乏比较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很多年来我们都在讨论传导机制不够顺畅的问题。在货币政策中强调M2增速，但对各地方政府而言，M2看不见摸不着，反而是对银行信贷更为敏感。

　　但银行信贷的发放与回收要依靠什么约束呢？在现有体制下，上述一系列结构性指标就是有效的约束手段。当然，今后我国过渡到彻底市场经济阶段，就可以更多利用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更具市场化的手段，但仍然需要监管政策来辅助其发挥作用，并随着环境、市场的变换，不断更新工具箱，添加新的监管工具。

　　完善监管“工具箱”

　　日报：在将信贷总量控制权移交央行后，银监会将如何通过监管手段协助做好信贷投放监管工作？

　　阎庆民：今年信贷总量控制由央行负责，银监会主要从审慎监管的角度来协同央行做好信贷总量的控制。

　　央行主要通过信贷政策调控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从监管角度来讲，银监会则通过之前提到的一系列结构性指标，特别是资本充足水平来约束银行的信贷投放。当信贷投放与资本充足率挂钩后，你有足够资本金才可以放贷，如果没有，就要收缩甚至退出，这是一种资本硬约束。

　　今年信贷规模没有设定规模，对于信贷投放超过要求的银行，主要通过采取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来收回其流动性。银监会将实时提供监管指标给央行，使其能够实时计算出动态差额存款准备金率。此外，银监会也会通过监管指标的监测，实时向央行提供建议。比如，今年1月份金融拆解市场资金价格很高，波动较大，不仅影响中小银行，也影响到大银行。为避免出现支付问题，在银监会及时建议下，央行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使得经济能够科学持续平稳发展。

　　日报：目前，银监会四大监管新工具推进情况如何？对银行是否将有很大冲击？

　　阎庆民：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已经形成了涵盖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度、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在内的一整套审慎监管制度。但随着金融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我国现行银行也审慎监管制度也要与时俱进。近期，银监会正在着力进行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工具的研究建设工作，对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各项标准进行认真测算和实证研究。银监会将适时出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总体框架和路线图。

　　全球都进入了资本监管时代，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由于长期坚持“资本质量与资本数量并重”的资本监管原则，国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对国内银行的短期影响有限。银监会专门在去年11月组织了对上述四大监管工具的定量测算工作，抽取了78家金融机构进行测算。初步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指标都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唯一短期内实施压力较大的是拨备率指标。由于这是一个新指标，对个别银行的压力比较大，目前还在讨论阶段。

　　但长期来看，按照新的国际监管标准，国内银行体系要持续满足资本要求，压力将更大，这与我国金融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有一定关联，涉及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所以，从长远来看，其影响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