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纽约大学浦东分校(也称上海纽约大学)刚刚获得中国政府部门的批准,这是外国大学在中国举办的第三所商学院分校,也是继一年前哈佛大学上海中心运行后,国外名校又一次登陆上海。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还有一所中外合作举办的商学院即将在北京落户,合作双方是中国中央财经大学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我希望明年就能开始设立校园,”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院长顾道格(Doug Guthrie)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虽然我们还没有最后达成协议,但迄今为止,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作为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通”,顾道格不仅是与中央财经大学商谈合作办学的美方代表,之前还全程参与了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最近,顾道格就中美MBA教育合作、中国经济热点问题、中美经济发展前景等,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

　　美国新一代中国通

　　顾道格说他喜好朗读唐诗。不过,自从当上乔治·华盛顿的商学院院长,汉语水平下降,讲汉语时有些语无伦次。他笑着说,“我的时间有点着急”,并两手一摊,“我无奈啊”,随即就是英语了。

　　刚满41岁的顾道格,已经是哈佛、斯坦福等7所大学商学院的访问教授或教员,目前已经出版了三本著作,全部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顾道格说:“在美国,大部分人的想法与我不同,但是我乐于向他们解释中国。”

　　作为一名研究组织社会学的博士。这种社会学的背景,赋予顾道格看待经济问题时更广阔的视角。对于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况,他认为,目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不会导致经济崩溃。一些著名的观察家,例如詹姆斯·安诺斯,对中国经济持做了戏剧性的断言——他说,中国经济处在泡沫破裂的边缘,而中国目前正在美国之后,经历最严重的一次过度杠杆化。

　　但顾道格的观点是:“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大部分人所担心的产能过剩,只是‘基于上海和北京的一种特殊情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在这些非典型性的大城市之外,情况要缓和得多。而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效果其实比大部分人预料的都要好’。”

　　尽管城市的产能过剩问题,确实存在,但是由于较为成功的刺激政策和西部发展战略,现在的“中国经济整体上看,正在趋于平衡”。顾道格补充说,“提到资产泡沫,我们就情不自禁想到我们美国自己的例子”,中国目前从数字上来看,与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情况相比,还远不到“警戒线”,“而且,中国政府能更好地操纵‘杠杆’”,对经济进行调节。

　　顾道格还认为,目前的通货膨胀虽然影响了经济,却是在意料之中。在顾道格看来,过去几个月中国央行对利率进行调整,“这是全世界的银行与央行通用的策略,美国和资本主义经济都是这么处理的”。顾道格说,只要调控时机较早,通货膨胀不会恶性蔓延。

　　除了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顾道格非常看好的,还有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潜力。“杜邦以及长荣能源(Evergreen)都关掉了自己在美国的工厂,将厂址转移到中国,”顾道格说,“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他们创造了美国人不能比拟的优厚投资条件。”

　　一些美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在“偷”美国的工作,“但实际上,中国比美国更有信心能够建造一个新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将会引领下一轮的创新,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却对这种长期回报的项目并无任何兴趣。“中国在引领这个行业上,做得很漂亮。”顾道格说。

　　中国经济三大桎梏

　　顾道格是“渐进式”经济改革的拥护者,他时常引用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来解释自己对“渐进式”经济改革的定义。“没有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顾道格说,渐进式改革应该力求通过实验来促进决策,“尽快找到下一步要做什么”。在他看来,本土创新、区域竞争和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挑战。

　　顾道格认为,中国本土其实有不少创新。比如,一些跨国公司认为,中国的物流不但高效而且有创新。一些中国公司致力于管理这样的网络,这在商品链上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不过,与美国公司的创新环境、能力、制度等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

　　顾道格眼里的区域竞争,说的是地方主义。在他看来,“区域化模式”曾经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优势,但在发展全国性的经济过程中,这已经成为最大劣势。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活力至关重要。

　　顾道格说,区域化竞争虽然有诸多好处,但它正在使中国丧失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与产业。审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论是德国、美国还是日本,都需要一些全国级的工业协作,但在中国却没有这样全国化的产业。

　　中国的钢铁业就是个例子。顾道格说,中国的钢铁产业充斥着中小型、甚至小型的公司。整个中国的钢铁产业就是一个无数小钢铁厂的聚合体,找不出一支主导的力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钢铁产业是这种形态。“这是一种‘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遗留,”顾道格认为。

　　经济发展不平衡可能是中国经济的最后一道枷锁。顾道格说,“人们时常讨论这个问题,并为之担忧。”他说,尽管中国已经解决5亿贫困人口,但还有上亿或者更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部分资本主义经济体都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顾道格说,“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美国需要中国的投资”

　　顾道格不认为人民币贬值或是贸易不平衡,就能够解决美国自身或中美之间的问题。“我认为美国人民正在以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思考我们的经济正在经历什么,我们对中国的责难有点多了。”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正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情形一样:“坐”在大量的钞票上面。“最终,你要想办法把它们花出去。”当时的日本人选择了到美国投资,但是并没有得到收益。

　　顾道格认为,实际上,允许中国公司投资美国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需要那些钱重新投资回来,我们也需要工作”。他说,像海尔、华为一样,一些其他的中国公司,应当开始考虑如何在美国建工厂,“就像目前我们在中国建商学院一样”。

　　顾道格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尔公司一样,在美国有一个代表地,这对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和外交,都是极为有利的。这在美国本土,肯定会遇到各种障碍,但正如纽约交易所会被德国人买走一样,终究美国人不得不接受。

　　要做到这些,中国还有不少准备工作要做。“中国下一代的商业领导者,不应当只考虑创新型发展,而应该更多地去学习如何做全球经济的领导者。”顾道格说,“下一个十年,将会是中国对美国大量投资的十年,能够理解全球经济运作的人,将会更加容易地找到自己的定位。”

　　“将外交纳入商学院培养方向”

　　对于连续筹备中美合办商学院一事,顾道格解释说,“中国有最大的MBA(工商管理硕士)需求市场”。2010年,中国学生报考GMAT(商学院考试)的人数,达到了30264人,是2009年的两倍。然而,中国本土的商学院,尽管发展得很快,但远远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

　　将商学院的内容与更多学科专业进行搭配,这是顾道格心目中MBA教育应该发展的方向。例如,“将外交课程纳入商学院的培养方向中。因为现在,商业和政治越来越多地交织在一起,海外投资也可以称为是一门外交工作,”顾道格说。

　　顾道格提醒说,MBA教育的三大理念在于:work(工作)、wealth(财富)、wisdom(智慧),即“3W”。不过,中国MBA教育未来的最大挑战在于金融与创新两方面。顾道格含蓄地表示,在这两方面的教育,中国要远远落后于美国。此外,公司治理也是中国商科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根据顾道格的分析预判,如果北京或上海要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就必须与香港、新加坡和东京进行竞争,那就意味着要他们必须在金融、创新和公司治理方面达到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