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今年上半年我国通胀势能依然强劲，尤其输入型压力显著。笔者认为，实现今年CPI增长4%目标，应积极建立削弱通胀向国内输入的机制，谨防输入型通胀的双重效应：一是受世界经济复苏加快以及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影响，原材料、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或将给我国物价带来“叠峰效应”；二是国际通胀压力趋向长期化，或将对我国通胀形成“发酵效应”。

　　国际通胀环境的“发酵效应”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价格体系差距。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加快，在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大环境下，客观上要求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补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价格差距，所以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出现较高通胀率会是一个长期趋势。这可能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与国际市场接轨进程中的特有现象，也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享受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具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而短期内这种局面难以有效改观，“印钞机现象”将与输入型通货膨胀长期并行。国别货币充当世界储备货币给货币发行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尤其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利用中心国的地位向外围国转嫁危机，通过输出通货膨胀掠夺财富，来换取自己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20世纪70年代金德尔伯格建议得到实施后，完全的信用本位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可以无限制地实施这种财富转移策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美、日等中心国一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妄图通过滥发货币制造通胀预期来摆脱国内通货紧缩，然而国内实体经济不给力，其他国家和地区复苏步伐较快，诱使嗅到利益腥味的“货币洪灾”猛烈冲击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堤坝。

　　我国要素成本价格不断上涨，尤其是“刘易斯拐点”的逐步到来，人口红利的优势将不复存在，“世界工厂”将告别廉价时代。然而，同为制造业大国的印度、越南等国，由于受国内劳动力或规模较小或素质不高以及政府效率低下等因素制约，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较慢，这些国家生产和出口的增长不足以抵消我国成本上升对世界的影响。因此，未来我国将与各国共同面临世界制成品价格上涨的趋势。

　　输入型通胀压力渐趋刚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提高，我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60%，体现在各主要大宗商品上，原油逼近55%，铁矿石达到60%，大豆接近80%，棉花超过30%，决定了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渐趋刚性，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通过国际贸易、货币供给、成本传导等途径，对我国物价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经济结构失衡是通货膨胀向国内输入的隐患，而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发展方式粗放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很多积弊，经济结构失衡严重，原材料、能源资源以及粮食等结构性短缺，在国内供给无法有效增加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进口调节平衡。但是，当国际市场上我国进口需求占据较大部分的原材料、能源资源以及粮食价格上涨时，国内市场上与这些商品相关的上下游产品价格攀升，导致物价上涨压力进一步传导和扩散。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管住货币意味着抑制通货膨胀成功了一半。但是，在我国控制货币供给面临很大困难，基础货币投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汇占款，这些高能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放大会演变成巨大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维持规模较小的外汇储备，减轻外汇占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压力，但是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汇率风险面前几乎赤手空拳，最后有可能在国际货币危机的狂风骤雨中被卷走一切。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只能暂时选择忍受流动性泛滥的代价，付出治理通胀的高昂成本，来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多管齐下治理输入型通胀

　　治理全球化背景下的通胀，必须避免输入型通胀压力与国内物价上涨相互叠加，预防国际通胀环境的“发酵效应”，以免造成通胀的持续压力。我国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平稳运行，这是阻断通货膨胀向国内输入的根本途径。继续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外汇占款的投放，将汇率政策纳入到货币政策框架下使之从属于货币政策，注重对外汇储备的预测来加强基础货币调控，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同时对汇率失调给予足够重视。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劲的情况下，要给市场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信号，而不是按照市场想象的空间和幅度来调整汇率，使市场相信政府捍卫汇率政策自主性和稳定性的决心。

　　要建立外汇、能源、战略物资等综合储备体系，尤其是增加石油、煤、钢材等重要物资的国家储备，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的价格波动，政府可以动用相应储备，平抑国内市场价格波动，避免国际市场变化对国内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冲击。

　　在国际上，我们要尽力遏制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滥发货币的道德风险，敦促各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切实维护自身货币稳定，以便从源头上削减、消除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这就需要不断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中的地位，增加我们的话语权，竭力遏制美、日等国转嫁经济危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