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2月27日在与网民交流时表示，今年国家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本周三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将对此进行讨论。随着这一议题进入国家的议事日程，民众期盼多时的提高个税起征点终于有了成为现实的希望。

　　我国自1981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以后，个税起征点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持在800元的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的上升，其征税对象也从早期的个别高收入者变为普通的工薪收入大众，个税渐渐演变为一种普适性的税种，长期不变的税赋标准已经使个税出现了加重民生负担的倾向。

　　针对此种情况，国家曾经在2005年和2007年分两次调高了个税起征点，最终至2000元。但是，这种力度温和的调高起征点政策出台之时即已落后于现实。可以想见，即使此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很快成为现实，但调高的幅度仍将是比较温和的。

　　税收是维持政府运转的财政资金的主要来源，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公民都有缴纳税负的义务，但是，就像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所说的：“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对于广大仅能依靠工薪维持温饱生活的民众来说，从他们身上“拔毛”总会引起一迭连声的“鹅叫”，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在征收税负的同时避免让民众产生过多的抱怨，也是其应尽的义务。不断根据经济上升水平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还有必要对现行个税征收制度进行改革，比如建立面向普通民众的退税制度，就是政府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从其实际效果来说，给民众退税，显然比挤牙膏式的提高个税起征点更具有意义。

　　退税制度在我国并不是新鲜事物。为了支持企业出口创汇，我国对部分出口企业长期实行出口退税制度，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上海等地还实行过对购房者返还5年个税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更多地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做考虑，并没有起到将实惠让渡给低收入者的积极作用，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果。以企业的出口退税政策为例，它虽然保证了出口贸易的增长，但也在国际市场上引起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一些国家针对我国采取的所谓“反倾销”政策使退税所带来的作用演变成了为别国增加税收的通道，造成了我国财政税收的无端流失。至于上海一度实施的买房退税政策，更多的只是政府为了推动房地产市场活跃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如果考虑到当时的买房者大都是富裕人士，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帮助富人逃税，与税收的公平原则格格不入，它对房价的助涨作用也值得深刻反思。

　　退税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常规工具，应该更多地用来考虑让民众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成果上来。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特有的“人口红利”，导致社会出现“未富先老”现象，民生质量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面对这种情况，个税应该更多地向“鹅毛”丰沛的富裕阶层征收，而对中低收入家庭，则应建立更合理的个税制度。毕竟，在养老制度还未完善之时，一些家庭更多地是“以小养老”，甚至家中好几口人依赖一人的工资收入过日子，在独生子女制度实施了三十多年后，这样的情况甚至可能越来越普遍。因此，政府在收取个税以后，对于一些需要抚养家庭非就业人员的交税者，就完全可以实行退税申报制度，让中低收入者的“鹅毛”丰沛起来，更多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