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依德

　　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上个月通胀率为4.9%，而央行则在加息后，上周末今年第二次上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使之达到历史最高点19.5%。这既显示了政府对抑制通胀的决心，同时也表明经济过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那么，除了加息、上调准备金率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政策工具可以考虑？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法国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存款准备金率只是对抗通胀的一个工具，但并非唯一的工具，抗通胀要运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利率和汇率。

　　笔者认为，汇率的调整，虽然未必是对付通胀的主要工具，但在目前情况下，进一步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增加汇率波动的幅度、减少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从短期目标来看，是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的；从长期目标来看，是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我国汇率政策的改革遵循“三性”原则：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渐进过程，但不排除在某一时段有一个小幅跳升，这种出其不意的小幅跳升有利于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当前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此时采取行动，将有利于扩大进口，因为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的价格会下降。不仅是我们工业生产需要进口大量的大宗商品，市场需求也促进了一般消费品的进口。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无疑会对过热的经济泼一点冷水。而增加商品的进口，从长期来看则有利于调节内外需的比例。同时不会或很少会出现人们担心的负面影响。

　　对人民币适度升值的担忧，无非在几个方面：

　　一是担心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商品失去竞争力，出口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引起社会不稳定。

　　但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恰恰相反，今年春节后出现了“用工荒”，尽管这种“用工荒”是季节性的，还是会持续下去，尚不能确定，但现在和2009年危机后的那个春节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有2000万~3000万农民工回乡过年，相当一部分因为出口订单的剧降而不能返城工作。

　　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出口短期下降以后，在2009年和2010年已恢复正常，势头强劲。这超出许多人的预料，他们觉得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萎缩，将严重打击我们的出口。我们的出口仍能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即大多数出口商品是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的，收入的需求弹性较低，产生了所谓的沃尔玛效应。这样一种局面，不会因为人民币的小幅升值而改变。当然，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升高，可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会减弱，但因为我们的产品配套比较完整，基础设施到位，交货及时，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对低端商品的竞争力的损害。

　　去年6月重新启动汇率改革以后，到今年1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7%，折合年率升值6%，但由于通货膨胀比美国高，实际升值已达10%（美财长盖特纳的说法），同时，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报告，今年1月份，人民币有效实际汇率反而下降了1%，因为篮子中其他货币对美元都已大幅升值。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是可控的。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外贸顺差的减少，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另一个担心是，怕人民币升值后，会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热钱”涌进国内，干扰国内的金融秩序。

　　我多次提出，对于“热钱”的规模和作用不应过分夸大（详见《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2月30日A7版《不要老拿“热钱”来说事》）。最近，央行发布了《2010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该报告用翔实的数据、严密的逻辑对我国的跨境资金流动作了分析，结论是跨境资金流入与实体经济活动基本相符；“热钱”仅占跨境资金净流入的一小部分，并未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我国的资本控制是有效的。

　　我认为这些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引起的“热钱”进入，虽要保持警惕，严厉打击，但没必要夸大，更不应作为汇改和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障碍。

　　所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当前是人民币小幅升值的良好时机。另外，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来看，在这几年汇改的过程中，企业也积累了许多应对人民币升值行之有效的做法。如有些企业在合同谈判时以人民币计价，交货时以当时的汇率收取美元。还有的企业在合同谈判时，将人民币可能升值的幅度考虑到了价格中。另外，“部分境内外关联企业之间在贸易发生后，境内企业采用延迟对外支付的方式（相当于从境外交易对手融资），待未来人民币升值后以更合适的汇率购汇，节约财务成本。同时，部分企业在境外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通过银行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等方式，从境外机构融资后先行支付，一定时期后再购汇偿还融资”（引自上述央行关于跨境资金流动报告）。

　　上述种种做法都有效回避或减少了汇率风险，减少了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影响。当然，有些企业还是无法以现有的产品和经营模式来应对人民币升值，那这就迫使它们转型和升级，否则只能停止经营。

　　最后，从国际关系来看，现在也是一个采取动作的好时机。

　　不久前，美国财政部发布了《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称中国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美国的财政赤字、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主要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不能归咎于中国。对我国汇率制度批评最激烈、提出人民币升值要求很多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最近在IMF的研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主要得靠自己来解决，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仅占其全部逆差的1/4。

　　没有人指着鼻子，我们自己采取行动的空间就比较大了。对外部人士的各种说法，甚至压力，我们既不能“顺着干”，也没有必要“对着干”。我们应该站在自主的立场上，分析对本国短期和长期的利益是否有利。世界上许多事情并非“零和”博弈。当前，人民币小幅升值，既有利于我国的短期和长期利益，也有利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对全球大家庭都有利的事情，由于惯性思维而不去做，那“和谐世界”的理念岂不成了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