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围绕中国的最热门话题之一就是贸易不平衡。

　　美国认为，由于不平衡的根源是人民币币值过低，所以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升值未必能彻底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就如上个世纪，日元升值也没有能够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其实，提高劳动力工资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从应对国外要求的角度而言，中国最受诟病的是出口量过多、出口的货物太便宜。除了提升币值之外，提高劳动力工资同样可以提高中国出口货物的价格，从而削减出口。

　　不仅如此，人民币汇率放开过快会带来很多问题，而提高劳动力工资则可以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

　　首先，提高劳动力工资有利于中国建立消费型社会。中国当前的情况是，极少部分的富人过度消费，而大多数人又消费不足。提高劳动力工资，可以拉动广大的消费不足人群去消费。相比之下，人民币升值只能使从美欧进口来的产品更便宜，而这些产品大多是高科技产品或奢侈品，往往都是富人消费的，因此只能促进已经过度消费的人群进一步过度消费，并不能拉动消费不足人群的消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太小，而穷人是没有能力消费的。参考亚洲四小龙、日本甚至欧美的经验，消费型社会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培养都是通过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来实现的。

　　第二，提高劳动力工资符合中国当前政策目标。中国收入差异很大，是中国政府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劳动力工资是唯一的办法。

　　第三，提高劳动力工资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必要因素。若不提高出口部门的劳动力工资，中国的产业升级永远不可能实现。为中国吸纳了大量外汇的，主要是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出口企业。促使出口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出口成本，减少外汇的流入，另一方面有助于逼迫出口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对外资出口企业而言，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已经使得他们足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它们根本没有动力去提高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提高造成的压力，使得“亚洲四小龙”每10年左右实现一次产业升级。反观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之后，珠江三角洲等地方也没有实现产业升级，这是说不过去的。中国当前的产业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制造了大量的污染，却并没有使社会真正获得利益。

　　总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声音说，如果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了，很多外资企业就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一些国家转移。其实不然。首先，当前劳动力工资提高的空间是很大的，也远远大于人民币升值的空间。提高劳动力工资，并不是猛然提高到不可接受的程度，而是逐渐提高的。其次，中国在交通等基础配套设施方面是具有优势的，一些国家确实拥有比中国更廉价的劳动力，但其配套设施跟不上去，所以多数外资并不会因此而离开中国。归根结底，中国的政策制定不能被既得利益者“绑架”。

　　第四，提高劳动力工资，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通过提高劳动力工资，中国在直面贸易失衡问题的同时，才能提出不同于美国的解决方案，在这一问题上获得话语权、主动权。

　　那么，如何提高劳动力工资？

　　首先，国家要规定最低工资，并且切实实施下去。政府还要有明确的提高劳动力工资的计划。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劳动收入倍增计划，使得其以比欧美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发展壮大了中产阶级。

　　第二，在劳资纠纷当中，政府的姿态要放正，不能站在资方一边。在劳动力工资的博弈当中，政府理应充当中性的角色，去协调劳资双方关系。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地方政府却似乎永远站在资方一边。现在资方之所以理直气壮地不给劳动力提高工资，就是因为强势的地方政府是站在他们背后的，这就使得这场博弈出现完全的失衡。

　　在“亚洲四小龙”中，除韩国之外，都很少有劳工运动，其原因就是政府主动做好了协调劳资关系的工作。而欧美国家早期则是经过长期的、代价颇大的劳工运动才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孰优孰劣，高下立见。与以往不同，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当今的资本流动性很强，劳工运动的兴起会使得资本迅速逃离。

　　因此，中国大陆虽然不能简单照搬日本或“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但是必须要重视劳动者的权利，给予劳方与资方更多的谈判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