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里，经常会有货郎摇着拨浪鼓跑来贩卖小东西，我记得经常是用塑料脸盆换粮票，不过在之前是用糖换鸡毛和牙膏皮，但那些在郊区多一点，市区没那么多鸡，也没那么多毛。隐约中只知道这些货郎很多都是从浙江来的，但具体是哪个地方我不知道。这次来浙江义乌，终于发现当年那些货郎的大本营了。

说到浙江义乌当然第一反应就是小商品了，其实要论行政级别义乌只是一个县级市，但它可能是中国最有名的县级市了，名声甚至超过了它的上级——金华市。据说义乌是中国权力最大县（义乌已有1000余项地级市权力中的618项）；义乌还是全国最大的内陆港，去年出口标准集装箱51万只；全国豪车密度最高的城市；全国人均私家车最多的城市；全国现金流量最密的县级市，浙江每天1/3的现金在义乌流通。

三十多年前，义乌还是浙江中部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人多地少（多为红壤丘陵），资源贫乏。由于这里地处浙江的中央，四方交汇之地，义乌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习惯，著名的“鸡毛换糖”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义乌货郎的传统谋生手段，鸡毛换糖的人又被称为敲糖帮。当时鸡毛换糖成为被打击对象，说鸡毛换糖是“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农闲时，义乌货郎们便摇起拨浪鼓，挑着装满敲糖的箩筐（义乌的红糖是一绝），行走在浙江及其周边省份的城乡换取鸡毛和牙膏皮（以前的牙膏皮是铝，现在都是塑料）等废品，回家后再把换来的鸡毛当作农田的肥料，或制成掸子卖给供销社，牙膏皮等则卖给废品回收站。

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逐渐开始解冻，各地逐渐开始允许农民将自留地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拿出来卖，但是长途贩卖以及去城市里摆地摊做生意还是被看做投机倒把行为，加以打击。1979年开始实施的《刑法》笼统地规定了投机倒把罪，一直到1997年新《刑法》才取消了投机倒把罪。此时义乌的商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靠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来解决生计，而是开始小心翼翼的贩卖起日用小商品了。

1982年5月的一天，这是值得所有义乌人铭记的日子。那天农妇冯某鼓足勇气来到义乌县委门前想要讨个说法，她有5个孩子要养活，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在县城偷偷摸摸摆地摊，可是两年来她的货物屡屡被没收。新来的县委书记足足和这位农妇争论了一个下午，最后告诉这位农妇：你回去摆摊吧，从此有关部门不查你们。1982年8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做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为大胆的决定：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于是，第一代小商品城就这么诞生了。此后的20多年间，义乌小商品市场数次易址、扩建，逐步转变提升为现代化、国际化的商贸城，发展成全国性小商品流通中心和国际性小商品采购基地。

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如果你一天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中逛8个小时，在每个摊位前停留1分钟，那么这里总共58000个摊位全都逛下来，就得需要4个多月。起初我还不相信，等到我切身处地的观察之后，才真的相信所言不虚。小商品城与其说是城市里的市场，还不如说是市场上建立的城市。这里真正是做到了全民皆商的地步了，在我们走访中发现，距离义乌几十公里之外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的老人都在帮着小商品城加工商品，一个老年农妇，一天的收入大约是60-80元人民币。她们同小商品城的联系就是靠数量庞大的农村经纪人，他们先将原材料分发给农户，然后再将成品集中交给发包商，最后挨家挨户结算工钱。这样的农村经纪人大约有一万人，经纪业务年成交额超过100亿元，直接收益的农民人数达50万。目前在义乌交易的商品中，三成是本地产，三成是浙江省内产，三成是中国其他地区产，还有一成是国外产。

2006年，由国家商务部主持编制的“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简称义乌指数）”开始定期向全球发布，成为全球日用消费品生产贸易价格变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可以从www.ywindex.com这个网站查询中国小商品指数。这成为了全球小商品市场的风向标，也算是在这个领域的中国话语权。

总结义乌模式，我们发现以下三个原因至关重要：

第一，义乌历史上就是很穷的地方，这和温州、台州差不多，正是因为穷，才会人心思变，乐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往外闯出去。因为不冒险你就有饿死的风险。正因为穷，国家也不重视，据统计从建国开始一直到1978年，国家累计在义乌的投资不到6000万元人民币。这一切逼迫义乌人只能靠自己想办法。同时，义乌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又为此后小商品流通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第二，政府的开明决策释放了巨大的民间力量。中国很多地方论发展条件，从区域优势、交通便利程度到经济基础等方面，都比义乌出色，但是只有义乌建成了小商品城。究其原因，是当年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只有义乌的领导班子吃透了中央的政策，改革的步子走得不仅最大，而且也最为坚实，这为此后的领导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比中国其他地方足足早了3-5年之久。事实证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不断给民间资本松绑的过程。

第三，清晰的自身定位和明确的发展目标。最初义乌人买卖的就是些很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纽扣、拉链、皮尺、指甲刀等等，这些东西的特色是，虽然小，但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总是会用到，义乌人还有能力将这些东西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这样中国广大农村市场和城市工薪族市场就被牢牢占领了，至始至终保持了低成本竞争优势，让竞争对手无机可乘。

在资本市场上“小商品城（600415）”股票一直以来就是一只绩优股，上市以来已经涨了足足十几倍，股本也从最初的1个亿扩张到今天13个亿。

这次考察也对小商品城做了一番调研。小商品城的角色就是市场提供方，公司收益主要是靠摊位的租金和酒店的收入。小商品城分为一期二期三期，一期是最早成立的，客流量最大效益也最好，我们看了下发现客人并不是很多，后来才知道，这里全都是搞批发，所以每一单都是大额成交，所以即使看上去人不多，成交量一点也不少。

我们发现每一家商贩虽然面积差不多（9个平米左右），但是租金差别巨大，年租金从20万到40多万元不等，但事实上公司签给用户的合同租金只有一万多块钱，其中多达十几万的收益事实上都被二房东给吞噬了。那些二房东都是在开业早期以最低的租金签署了长期合同，当时最低租金是1.4万一年，但是随着客流量越来越多租金也开始大幅上涨，几年间涨了足足几十倍。但是这份收益公司是拿不到的，都归二房东所有了。那些真正做生意的人自嘲是“摊奴”，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是大笔收入都归了房东。

我的看法是，如果上市公司能够有效解决二房东问题，那么其公司业绩将有爆发式的增长，否则的话，事实上大家都是在给“包租公”和“包租婆”们打工，这些人成天什么也不用干，就有几十万的年收入。但由于他们都有长期合同在手，所以你也拿他们没办法。简单的讲，小商品城潜力巨大，只是如何让潜力得以发挥，这需要考验公司管理层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