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谈滨海新区金融创新

　　担任天津市副市长6年来，崔津渡经历了天津被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成为了“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重要历史时刻。

　　如今，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务院确定的“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把一向习惯“安静地工作”的崔津渡推到了金融改革的风口浪尖。“金融会成为滨海新区的主导产业。要带着其他产业跑，而不仅仅是跟在后面做服务。”

　　8月30日下午，正在天津市东丽区检查工作的崔津渡，就金融改革与创新等话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专访。

　　传统金融业是发展基石

　　“其实，早在5年前，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的先行先试就已经起步。但前进的路却并不平坦。”崔津渡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与创新的主攻方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金融业面临的难点和重点。“这一次我们真正是‘重任在肩’了。”

　　也许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对于滨海新区而言，改革迈出的第一步，竟然是“回归传统”。

　　“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实际上分两大块，一个是传统金融业；另一个是现代金融业。滨海新区必须先完善传统金融业的布局，这是基础，是创新的必备条件。”崔津渡说。

　　但如何区分传统和现代？崔津渡的解释是，传统金融的定位，是所有需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批准才可设立的机构，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过去，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滞，滨海新区辖区内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家国有银行。要做大做强金融业，连银行都没有几家，这肯定是不行的。让尽可能多的银行真正落户滨海新区，而不仅仅是在这里设点(营业机构)，要让他们在这里开展业务，聚集‘财气’。先把传统金融业在滨海新区布好局，形成金融集群效应，再结合现代金融业开展离岸金融，最终实现金融混业经营的格局。”

　　就传统金融业的布局，崔津渡一口气举了好几个例子：“ 渤海银行是1996年以来国务院批准的唯一一个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之后我们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还成立了渤海财产保险公司，还有另外几家金融租赁公司，如‘工银租赁’、‘民生租赁’还有最近开业的‘兴业租赁’。”

　　崔津渡说，为了填补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领域的空白，滨海新区还对韩国企业银行、韩国外换银行、日本一家保险公司等外资机构进行改造和升级。

　　崔津渡表示，目前，滨海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已经超过400家，其中渣打、汇丰等外资银行纷纷在滨海设点。一些银行更是把全行性总部搬到滨海新区。“工商银行的研发中心、渣打银行的亚太运营中心均已搬到滨海新区，他们看好的是滨海新区的发展机遇。”

　　“现代金融”的差距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经济开始好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金融业，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新的金融形式出现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发明’之一，就是保理业务。”

　　什么是保理业务？崔津渡给出的答案是：保理业务是一项集贸易融资、商业资信调查、应收账款管理及信用风险担保于一体的新兴综合性金融服务。举个例子，如果一家企业的应收账款长期不能收回，而企业又着急用钱，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应收账所有权卖给保理公司或者银行的保理业务部门。由保理公司(或银行)先行支付相关款项，以解企业的燃眉之急。之后，已成为应收款项所有权人的保理公司，再去催收债款。

　　崔津渡说：“这项业务实际属于物流或是贸易，是金融‘服务功能’的具体体现。在国内，我们的大多数银行都做保理业务，但业务量却小得可怜。而国际上，除了银行做保理业务外，还有第三方独立保理商，这在国际上非常流行。”

　　“2008年，全球第三方独立保理商IMG集团，在全球一共做了11500亿欧元的保理业务；同样是2008年，我们国家所有银行的保理业务加起来，不到500亿欧元，只是人家的一个零头。”崔津渡认为，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是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的第三方保理公司，而银行把保理业务视为一个辅助性的、可做可不做的业务；国外的第三方独立保理业务早已发展成一个大的产业。

　　按照崔津渡的说法，包括第三方保理业务、股权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金融模式，在国外被称作“现代金融业”。“我们在2007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当时有1800个机构的300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们把股权投资基金和机构投资人请到天津来， 把有融资需求的工商企业也请来， 双方在会议上直接对接。”

　　这次会议令崔津渡感慨万千也耿耿于怀，因为，参加会议的320支基金中，100%是外资基金，一支人民币基金都没有。“值得欣慰的是，滨海新区承担金融改革与创新任务以来，天津已注册各类‘现代金融’机构520家，注册第三方租赁保理商8家，国际保理商协会在中国的4个会员机构，全都落户天津。我们在现代金融这个领域里总算是做了一些事情。”

　　有一种力量叫“交易”

　　“交易”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尊严，更是一笔财富。崔津渡所说的“交易”，是指“交易所”，而对于交易所的功能，崔津渡也有自己的理解：“一个小小的交易所，是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我们建立了三类的期交交易所，第一类是排放权交易所，定位是温室气体和主要污染物的减排。第二类是资本市场交易所；我们结合融洽会做了个滨海股权交易所，到目前为止，这个交易所侧重是给投资人和融资人提供信息服务，如果能有交易，也做交易的撮合。”

　　第三类是“要素市场交易所”，这类交易所交易铁合金、铁矿石、石油、焦炭……几乎所有紧俏物资都有交易所在从事交易业务。“也许你不相信，‘交易’不仅是个商业行为，更是一种力量，严重点说，还关乎国家利益和尊严。”

　　提起交易所，崔津渡充满感慨，“铁合金中国是第一出口大国，但定价权不在中国，焦碳中国是第一出口大国，定价权也不在中国，中国是稀土第一出口大国，定价权同样不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交易方式没有融入‘主流’。”

　　崔津渡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共只有三家期货交易所，即北京石油交易所、上海石油交易所和大连石油交易所。客观地说，这三家交易所均成立于1992年，在国际上，三家交易所仅可以交易某个油品的拍卖，却不能形成标准品的竞价交易。

　　崔津渡介绍说，这三家期货交易所共交易两类产品，一类是农产品，一类是工业产品。3个国家级交易所，成立18年来，共交易24种产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交易所市场做起来，我们未来的想法是，进口的大宗商品要做，出口的大宗商品要做，生产经营需要的大宗商品也要做，这样，我们就有了话语权，定价的主动权也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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