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占GDP比重高，经常被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的依据。不少人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进而建议决策层重新考量已经实行了30余年的对外开放战略，转而主要依靠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推动内需无可置疑，但对中国出口依存度过高这一判断需理性分析，这一被国内外社会广泛引用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流于部分数字表面所呈现的现象。

　　理性判断对外依赖度数据

　　诚然，代表外贸依存度的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9.7%上升到最高2006年的65%的水平，比任何大型经济体都要高(同期美国和日本的外贸依存度约占GDP的20%－25%)。而其中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出口占GDP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4.6%上升到2006年高点超过35%，与之形成对比，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率为10%－14%。也正是这两个数字，给了人们中国对外部需求过度依赖的印象。

　　实际上，尽管人们通常将外贸额以及出口额跟GDP进行对比，希求理解一国总产出中外部需求的占比，并引申至一国经济对抗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从历史经验看，小国开放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与大国相对出口依存度低这两种现象被视为相对正常状态，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今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出口占全部产出的比重之高，是此前经济学常识所不能解释的，从而其可持续性不断遭到怀疑。

　　用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考察一国的出口依存度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估测方式，因为将贸易额与一国国民生产总值价值增值的概念相比本身就不具可比性，而且理论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出口占GDP水平多少才合理的规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探讨了我国外贸依存度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指出这一变化表明我国是受益于全球化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通过可比方式估算仍在大部分时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而如果仅仅从出口占GDP的比重高就得出依存度过高的结论，未免有流于表面的嫌疑，不够严谨。

　　加工贸易比是否造成数据扭曲？

　　通过出口贸易额与GDP的比率来计算出口依存度，对于加工贸易占一半以上出口的中国来说难免夸大而失之偏颇，因为出口的制成品价格中包括了进口的零部件价格。如果对进出口数据进行详细考察，就会发现真实情况并不像表面所呈现的那样。

　　我国进口数据显示，全部进口产品中，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占比超过98%，最终消费品仅占不足2%。而其中按照联合国广义经济分类和投入产出表估算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占总进口的45.7%。测算将显示，我国与加工贸易相关的进口中，进口零部件占比在75%以上。

　　从统计上说，要扣除对进口零部件的重复计算，更科学的方法是估计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运用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与GDP所代表的生产附加价值总和进行比较更具合理性。

　　而根据估算，中国出口扣除进口零部件后的附加价值占GDP的比重约为17%－20%，这一比率与大部分大国经济体基本一致。不应忽视的是，相比其他从事加工贸易的国家，由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将进口的零部件、半成品加工和装配成为最终产品的最后一环——进口零部件的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一半左右，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决定了对于进口零部件价值的重复计算情形尤其严重。

　　隆国强在估计中国对外开放度时运用货物贸易占第一二产业增加值比率，以及服务贸易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结合世界银行关于贸易开放度指数的编制方式进行调整，发现中国的货物贸易对外开放度在扣除加工贸易重复计算之后处于开放度最低的第七位，而这完全逆转了中国对外贸易依赖度过高以至不可持续水平的这一认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运用既有的统计方法描述中国经济现实时需要做大量工作，否则很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数据也得出类似结论，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目前已经占全部亚洲出口的27%，出口到中国的金额较十年前上升四倍多。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中间产品占亚洲对中国出口约60%，而中国出口至全球的产品结构中，最终产品占60%以上。显示中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制造业装配中心地位的增强。

　　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的迅猛增长所体现的是我国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份额不断增长。正如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的一项研究所表明，如果把贸易顺差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全新时代环境联系起来，加工贸易已不仅仅是贸易活动；它代表了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其中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中国，与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

　　换言之，从国际分工形态演变视角看，产品内分工的迅速兴起使中国的充足劳动力得以参与到全球整体产业链中，成为服务于全球市场的加工装配基地。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利用中国劳动力进行加工、组装、装配并把最终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这意味着加工贸易顺差所代表的主要是劳动附加值，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产业工人向全球输出劳务的图景。

　　净出口变动率才是关键

　　如果从总需求角度看，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才是人们要关注的重点。支出法GDP核算中，区分为代表内需的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和代表外需贡献的净出口。这一区分更多地体现为会计核算角度上。考察西方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同就会发现，内外需对GDP的贡献率在不同时期波动很大，与经济体的规模以及开放度并不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

　　从这一指标出发，中国过去十年平均两位数的GDP年增速中，净出口的贡献率仅为1.2个百分点，这无疑与人们通常的印象差距较大，也意味着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仅为10%左右。

　　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GDP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也无法通过支出法表达的需求方面的周期性变动对GDP进行预测。从中国经济增长与净出口的关系看，也可以得出相同结论，经济增长拉动了净出口提升而不是反过来，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外开放以及将国内制造业与国际范围的竞争相衔接，其间发挥了催化剂及乘数效应。

　　净出口既可表现为正，也可表现为负，即表现为贸易顺差或逆差。贸易顺差和逆差水平的高低并不能表明外需对国内产出的影响，而只有净出口的变动率，也就是顺差和逆差的变动率才是决定外部需求对GDP贡献率的核心指标。

　　增长过度依赖出口有待商榷

　　如果从2004年-2007年间的数据来看，我国净出口贡献率达到了平均2个百分点左右，占同期GDP增速的10%(2007年一度超过15%)。即便如此，净出口对GDP贡献率也仍然与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基本相当。这一水平与同一时期的美国及日本相比而言比较平稳，因为美国及日本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波动很大。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逆转了这一进程，2009年净出口对当年9.1%的GDP增速贡献为-3.9个百分点。尽管今年出口回暖反弹，但强劲的国内投资需求拉动进口增长大幅回升，今年上半年净出口较去年同期是下降的，因而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是负的，据测算，约为-0.6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需求对于整体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百分之百。

　　若从过去更长的历史时期看，内需投资及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除个别年份外总是在85%左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就成为一个问号。

　　人们往往容易对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误解为，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实际上，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来源。

　　对于开放国际贸易并将本国产业与全球市场竞争衔接起来的国家来说，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及管理技术提高效率，是其为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必然选择，出口增长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推动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有所提升。贸易作为正和博弈，使得所有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能得以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不对其他国家构成伤害。这一点不仅对小型开放经济体适用，对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对中国经济也同样适用。

　　香港金管局何东也通过投入产出表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进行了测算，认为出口对于需求方的国内投资和消费影响，相对于供给方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并不显著，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实际出口依存度仅为15%-18%。

　　人民币汇改重启之后，面临全球经济复苏受阻的现实以及美欧经济二次探底风险的上升，对于中国贸易顺差的批评乃至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很可能再次升温。而对于贸易顺差应放到更宽广的发展战略的视野中审视。应该看到，贸易顺差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顺差背后所表现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化全球生产体系的必由之路。

　　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除了继续保持贸易顺差之外别无选择。而认为中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过高，并据此将继续推行对外开放国策与促进国内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立起来，无疑是不明智的。

　　作者为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