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上海发布了《2010世界贸易报告》。在中国发布年度贸易报告，这在WTO历史上还是第一次。WTO的这个姿态被外界解读为“尊重并承认中国贸易大国的象征”。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量30年增长 105倍，去年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接下来，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世界经济波动的考验，中国外贸产业如何克服阻碍、激流勇进，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出口第一、进口第二”的贸易大国

    在“2010WTO 年度贸易报告”的发布会上，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回应有关“近期外资企业指责中国政府在一些商业交易中偏向本土企业”的问题时表示，入世9年以来，中国全面履行了加入WTO的承诺。同时他指出，相信未来中国将继续遵守WTO规则，因为WTO成员身份使中国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受到了保护。“若不是WTO成员，中国将成为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中国是WTO体系的大赢家。”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的话代表了世界各国对中国30多年来对外贸易“翻天覆地”变化的赞叹，以及近年来中国对世界贸易交流的积极贡献的认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完成了历史性的蜕变，从一个只能出口农副产品、初级资源的贸易小国，到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其间经历了“沧海桑田”式的巨变。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206亿美元，只占全球贸易总额的0.78%；2007年我国外贸总额增长到2.17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8%，30年增长105倍。一项数据显示，现在不到4天的进出口额，就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全年的进出口额。

    在量出现大幅增长的同时，出口的货物种类也越来越丰富，相继形成了轻纺、机电、IT产品等优势出口产业。1981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首次超过初级产品；1986年，纺织品取代石油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1995年，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到了2009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达到57.6%，农轻纺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约占31.6%。

    随着外贸规模的迅速增长，我国外贸在世界的排名也不断提升。197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量的比重仅为0.78%，贸易排名为32位，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德日等发达国家，也位居亚洲“四小龙”之后。今年3月26 日，世界贸易组织证实，中国在2009年已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约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而2009年的进口额则为1006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8%，位居世界第二。

    据统计，贸易额从千亿美元迈上万亿美元的台阶，中国只用了16年，跨越了日本30年、德国25 年、美国20年的纪录。我国的出口在2004年赶上日本，2007年超过美国，2009年把连续6年坐拥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宝座的德国拉下马来，实现了梦幻般的“三级跳。”

    在这个奇迹的缔造过程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被视为是中国迈出的一步“绝妙好棋”。“加入WTO后我国外贸这种快速、大规模的增长是之前没有想到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表示，加入WTO后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国很多产业和领域的地位在迅速上升。同时，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很多国企改制，重新焕发活力。“一个国家的加入引起全球的变化，这在以往很难看到，但中国加入WTO很快就成为世界制造加工中心，包括汽车、电子、机械制造、加工制造产业。”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在加入WTO后，我国进出口总值激增近4倍。

    对此，拉米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关贸总协定以及世贸组织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不仅让中国更具公信力，也让世贸组织更具国际性”。他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以及旺盛的进口需求，让很多经济体增加了对华出口，中国已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新角色和新力量。”

    拓展贸易新领域

    目前，我国出口仍然以欧盟、美国、香港特区和日本为主要目标市场，而经香港特区转口的出口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到达欧美市场。因此，上述三个地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经常产生重要影响。

    4 月27日，商务部发布《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0年春季）》。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对欧盟出口653.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0%；对美国出口544.5亿美元，增长19.7%；对日本出口257.0亿美元，增长17.7%。同时，对自欧盟、美国和日本进口也分别增长43.0%、 42.7%和56.6%，贸易平衡状况有所改善。

    据介绍，在一季度的外贸“好成绩”中，中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出现强劲增长，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带动双边贸易快速增长。

    业内专家表示，比起欧美市场30%上下的增速，对于中国外贸人而言，上半年的新兴市场才更像一针强心剂。以巴西和东盟为例，新兴国家市场明显比欧美更愿意接纳“中国制造”。

    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与巴西双边贸易总值为263.9亿美元，增长60.3%，巴西一跃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同期，东盟也有上乘表现，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1364.9亿美元，增长54.7%；对东盟出口增长破45.4%，其值均超过我国上半年外贸增幅。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李健认为，伴随欧美市场的日渐饱和，新兴经济体的购买力开始显现。首先，新兴经济体增速平稳见快，且超过欧美经济增速，居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购买力得以空前壮大；其次，新兴经济体人口众多，为扩大市场容量提供了可能。

    在出口大省广东，向新兴市场“进军”已经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去年9月，广东省率企业访问了印尼、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国，其掀起的‘广东旋风’带来的不仅仅是近109亿美元的合同金额，更多的是新兴市场蓝海战略的快速启动。‘中国造’无论从价格还是产品质量上都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还是比较受新兴市场欢迎的。”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官维平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广东及时调整市场结构，加大了对新加坡、韩国、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开拓，使出口地区更加多元化，提高新兴市场的出口份额，因此广东省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贸易出现好转。

    据行业内统计，今年1—7月温州鞋对瑞士、古巴、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巴基斯坦、安哥拉、乌干达等国家的出口猛增，增幅均在60%以上。同时，在以往的出口“盲点”阿塞拜疆、赤道几内亚、朝鲜、津巴布韦等国，近月来亦实现了“零的突破”。

    不过，也有业内专家表示，新兴市场虽有潜质，但不会很快见效。对此，企业应做好充分的准备。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认为，拓展新兴市场需要重视三个方面：首先，新兴市场绝非散货场。这些地区的消费者对国际市场的熟悉程度，不比欧美消费者差，企业必须用设计和质量来打开当地的中高档市场；其次，不可急功近利。企业不应视新兴市场为欧美市场的补充剂，进军前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耐性才可让企业扎根，最终获得丰硕成果；第三，大小通吃。惯于与欧美市场打交道的企业，会因新兴市场订单规模小，有“鸡肋”的感觉。但新兴市场的前景有目共睹，假如企业开拓市场的工夫始于微时，将来必可事半功倍。最后是风险管理。“风险是机会的代价，要追逐新兴市场的商机，必须做好风险管理，绝不能贸然冒进。新兴市场的金融系统、司法制度等均有未完善之处，企业须小心寻找合作伙伴，仔细评估风险。”

    外贸企业面临“内忧外患”

    在中国外贸行业取得“骄人战绩”的同时，一系列制约发展的贸易难题也陆续显现，主要包括人民币升值预期、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全球经济恢复放缓等，而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也进一步笼罩在“中国制造”上空。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次盛行，中国由于“今非昔比”的贸易地位成为受贸易起诉最多的国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1月以来，中国共遭受超过100项的贸易壁垒，占同期世界各国各地区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三分之一，列世界首位；仅2009年涉及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案就超过百起，涉案金额约120亿美元，同期相比两者皆翻了一番。而到了今年一季度，中国已遭遇贸易救济调查19起，涉案金额11.9亿美元，同比增长93.5%。

    “从全球来看，中国受到的双反比例高达50%，使得国内很多产业遭到严重冲击。”宋泓表示，一些让步条例是中国遭遇贸易纠纷增加的原因之一。“加入WTO时，有三个条款对我国影响较大。一条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条款在2008年底已结束。更重要的是第15条和第16条，一条是对中国特定产品出口的保障条款，意味着美国可以对中国的产品单独特保，这是一个歧视性条款，该条款2013年失效。同时，还有非市场经济条款，假定我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这条款2015 年到期。”

    宋泓表示，入世谈判时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条款影响那么大。尤其是非市场经济条款，对我国产品‘双反’的认定和幅度影响很大。中国的产品本是最有竞争力的，但对照其他国家不匹配的成本，就容易被认定存在倾销，认定后也容易夸大倾销程度。

    不过，宋泓也认为，要客观看待中国现在面对的贸易纠纷，毕竟一个国家贸易限制增加的速度是与对外贸易扩张速度相当的。即便加入WTO后贸易纠纷四起，入世为中国搭建的透明、稳定、开放的外部条件局面未变。“如果没有加入WTO的话，这种基本的外部市场都没有。如上世纪90年代的纺织行业，因为出口受到配额的限制，纺织行业全行业亏损。而当时双反的案例并不多。”

    同时，人民升值预期也为中国出口行业添加一层变数。今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中美贸易失衡的首要原因。3月11日，奥巴马公开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并表示是否将中国划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政府将在4月15日的财政部半年报告中决定。随后，130名美国议员联名致信，要求美国政府指控中国操纵汇率。中美双方争议骤然升温。6月 19日，央行宣布重启汇改。而汇改重启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总体上小幅升值。近期的一些行业测试表明，许多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空间十分有限。以纺织企业为例，这些企业平均纯利润率仅为3%-5%，若人民币升值过大，纺织企业将遭受沉重打击。

    除了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企业的“招工难”，用工成本升高也成为出口企业的又一项挑战。自6月初，富士康公司宣布涨薪30%-60%之后，一股涨薪的浪潮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及内陆蔓延，席卷众多代工企业。随后，各地纷纷出台最低工资标准，加薪的潮流已是大势所趋。

    另外，财政部自今年7月15日起取消了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包括部分钢材和有色金属加工材，玉米淀粉及部分塑料及制品。与人民币升值不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直接砍掉了部分出口企业的利润，这对于出口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北京一家钢铁贸易公司销售经理表示，（取消出口退税后）销量肯定不如以前，估计（出口）销售额下降幅度最低也在10%以上。

    今年3月，我国外贸出现70个月以来的首次月度逆差。根据海关总署4月10日公布的数据，3月份，我国出口1121.1亿美元，同比增长24.3%;进口1193.5亿美元，增长66%，贸易逆差达72.4亿美元。

    对此，海关总署权威人士表示，产生逆差的主要原因是进口增长快，这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努力扩大进口的结果，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从长期来看，只要我国以“外商投资+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不改变，仍将形成贸易顺差，但由于目前外部需求复苏缓慢，我国外贸出口依旧面临许多困难，预计我国贸易顺差规模可能会继续缩减。

    走向“贸易强国”

    对于一个保持数十年贸易顺差的国家，现在的困境是否意味着外贸发展已走到极限？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中国贸易经济仍可保持增长。他表示，因为我国劳动力、土地等项成本上升，所以今后月度贸易逆差可能会频繁出现，连续几个月的月度逆差也是可能存在的。但因为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出口半壁江山，而加工贸易天然产生顺差，所以中国今年全年不至于出现贸易逆差。

    梅新育强调，当前，我国外贸政策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应加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外贸政策的重点要逐步转移，从全面稳外、保证市场份额向支持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升产品附加值，提升出口的质量和效益上。”他认为，对于危机时采取的刺激进出口的政策，现在还不是谈退出的时候，但部分内容可以调整，譬如对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限制，应该快速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也指出，2010年外贸发展重点从追求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变到追求外贸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变“贸易大国”为“贸易强国”。一方面，在全球需求缩水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形势下，稳定出口的措施要高度关注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应；另一方面，要有效利用危机压力倒逼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切实落实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科技兴贸战略，在继续保住欧美市场份额的同时，增加新兴出口市场的拓展力度。同时实施贸易增值链提升战略、富民兴贸战略、绿色贸易战略、和谐贸易战略等新政策导向，建立“十二五”外贸增长效益和质量的约束性指标体系。

    同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应大力发展零部件贸易体系。推动有更多人力资本投入和增值潜力的生产性服务链的发展；推动有更多要素创造、开放竞合、文化创意的国际合作体系的发展，真正实现从中国组装到中国制造，从最终成品贸易到中间产品贸易，从引进的模仿创新到自主的技术创新，从跨国公司的境外服务到本土企业的境外服务，从美元中介到人民币中介，从即期交易到衍生交易的外贸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中国不仅仅是世界第二出口大国，同时也是名列前茅而且还在迅速提升的进口大国，在双边贸易中，越来越多地进口原料、能源、技术装备正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求。今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两国政府和企业共签署总额在44亿美元左右的大单。其中，高新技术合作占主要份额。例如，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涉及35亿美元的协议。双方计划在华建立一家服务性合资企业，以更好地服务于迅猛发展的中国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市场。

    梅新育指出，在危机导致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下跌之时，扩大进口并适量储备我国需要的资源，对于增进我国经济利益和提高国家经济安全都是有利的。同时，扩大进口有助于为中国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更符合我们利益的贸易规则，也是决定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基础。他表示，美国建立的以覆盖面广泛、严厉、僵硬而著称的对华出口管制制度，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技术装备进口的规模、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管制和要价。经济景气时期，由于国内需求高涨，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我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将趋向保守，限制将更加严格，要价提高；相反，在经济萧条阶段，由于国内需求大幅度减少，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我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将趋向开放，限制将有所放宽，要价降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遭受重大危机冲击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借机加大技术和设备进口的力度，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转化为我们加快技术进步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