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赵春青

    尚未偃旗息鼓的世界金融危机究竟颠覆了什么？我看它颠覆的不是主流经济学，甚至也不是什么“华盛顿共识”，因为原本就没有这种“共识”。也许这次金融危机颠覆不了任何稍微经受过历史传承的东西。如果那些东西那么容易被颠覆，它早就不存在了。世界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的周期性变动从未停歇，而实体经济周期和货币危机搅和在一起的大“危机”也不止一次。

    这次金融危机还会拖一个时期，但这不是因为聪明的政治家想不出缓和危机的好办法，而是因为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最终天不会塌下来。欧洲货币体系一定会更加稳固，美国将学会扼制金融大鳄的办法，而中国经济仍至少会保持10年以上的高速度增长。

    这种估测来自理性的乐观主义。守住理性，我们会发现事情来由原本并不复杂。

    主流经济学不是一盆脏水

    金融危机来临，批评主流经济学成了时髦。在西方，最严厉的批评者似乎是某些管理学家，他们说，金融危机证明，经济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这不禁让人哑然失笑。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管理学是一门艺术，不是科学。管理学家现在要出一口恶气，把经济学变成管理学的婢女。

    批评者最喜欢讲的话，是说经济学家假设甚至怂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有人说，危机的根子既不是雷曼兄弟，也不是希腊政府，而是经济学本身！经济学把人教坏了！这个批评构成了经济理论批评领域三百年的“公案”：人到底是不是追求私利的家伙？其实，这是一个冤案。要翻这个案，还须稍微说远一点。

    主流经济学这个提法在西方国家的文献中叫做mainstream economics。但使用这个提法的人很少，多数重要经济学家不大用这个词。西方经济学领域经常使用另外两个词来区分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类别，分别正统经济学（Orthodoxy）和异端经济学（Heterodoxy）。这三个词之间的区分很微妙。正统经济学先是被马克思定义过一次，那就是古典经济学，其内涵大体是确定的。后来凡勃伦又启用了新古典主义这个词，正统经济学便扩大了内涵。异端经济学经常批评的是正统经济学。

    按一般理解，“主流经济学”即在欧美大学经济学讲坛上被多数经济学教授所传授的理论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鼻祖是18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但他自己并没有把“利益最大化”当做教条。

    的确，经济学理论离不开“利益”两个字，其核心假设之一便是“效用最大化假设”。其中，“效用”一词是对“私利”的替代，现在不再单单指个人的私利。一个人如果有博爱精神，那么他做利他的好事，也会给他带来效用。说经济学家论证人们追逐私利的合理性，只是坊间谬传。经济学家以“效用最大化”和“自由竞争”假设为前提，演绎了一套逻辑公理，形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其本身具有形式上的完美性。

    形式的完美当然与现实生活之间有巨大鸿沟。但经济学家的尴尬并不是说明人们是否追逐私利，而是人们的行为常常达不到“最大化”的要求，现实经济活动中也没有绝对的自由竞争。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发展了有限理性理论和垄断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大大增强了。关于前者，美国西蒙教授有权威性的研究，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理论自然也是主流的理论。

    实体经济的不完美，莫过于它摆脱不了经济周期乃至金融危机的梦魇。一次次的经济周期早已教训了经济学家，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阵营中，很少能找到真正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影响大的理论即是主流，挑战主流的则暂时是异端。但在学术领域，主流经济学与异端经济学反倒是纠缠不清，说不上那么对立。对不同时期的“正统经济学”来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异端，旧制度主义是异端，连凯恩斯的学说也是异端。但对主流经济学来说，这些东西未必一定是异端。异端经济学总在经济学科的边界上攻击正统经济学，如果这种攻击能被经济学科的精英们接受，进入重要研究生院的经济学讲义当中，也就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凯恩斯的理论刚出来的时候，应该说是一个异端，但因为这个理论实在是太有用处，就很快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代表了正统经济学对经济学异端的批评。在新古典综合派产生以后的时代，主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宽容了。经济学的“神圣三角”（holyt rinity）：理性、自利、均衡，现在发生了变化，强调在刻意行为（purposeful behavior）、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和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之间的某种折中。在很多情况下，主流经济学与经济学异端之间对所描述的东西并没有看法上的差别，区别主要在方法上。

    至于有人说经济学缺乏“人文关怀”，更是一种粗陋的无知。按我的了解，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是很有一些人文关怀的。如果理解得不错，我以为所谓人文关怀大抵是对社会弱势阶层的关怀。按这个理解，我们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证明主流经济学家是颇有人文关怀之心的。阿马蒂亚·森是前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应该算作主流经济学家。这位先生可以说是有足够的人文关怀之心。森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平等与饥荒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饥荒是由粮食供应减少造成的这样一个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舒尔茨也是一位主流经济学家，也是早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那年我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的“穷人经济学”，就是舒尔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讲演的题目。在华人经济学家的圈子中，文贯中先生是相当有影响的一位，他的学术功底是主流经济学的功底。他这几年用了不少时间研究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我发现他对人类历史有那种大慈大悲式的关怀；这种关怀是一种仁者的关怀，而不是那种个人功利性的虚假呼叫。

    其实，主流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直接支持了社会正义的理念。例如，微观经济学是关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阐述，就支持了财富公平分配的主张。如果从第三者观察来看，同样的财富，给穷人带来的效用要大于给富人带来的效用。这不是主张财富更平等地分配吗？可见，主流经济学是颇有“革命性”的。当然，这不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想“革命”，而是他们的学术推论导致了那样的结果。

    “主流经济学”发展到现在也的确有令人遗憾的地方。拿微观经济学来说，在效率和平等的关系上常常发生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又和价值观的差异有关，依靠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很难消除这种争论。宏观经济学中的不同意见更多，其中所涉及的几个总量数值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异常复杂，其中更牵涉到人的心理预期的影响，致使经济学家在准确预测宏观经济走向时常常发生困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方法上也很不统一，让人们对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免发生怀疑。“主流经济学”尽管有那样一些发展不成熟所导致的毛病，我还是相信它的基础是牢靠的，那样一些毛病会在它的发展中逐步得到克服。想一想，“主流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如果它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种发展是不会有连续性的。

    按上面分析，“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学问，对现实经济的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主流经济学”，也不会有世界经济的繁荣。我以为有人对“主流经济学”的彻底否定性的批评是过于轻率了。

    主流经济学仍然是一个筐子，利益集团的发言人总可以捡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说那就是正统经济学。这引得有人不去指责利益集团，而说主流经济学是一堆垃圾。

    金融危机不是怪兽“喀迈拉”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陌生的怪兽“喀迈拉”（在希腊神话中，它是一只有羊头、狮头和蛇尾的吐火怪兽），以现有经济性理论大体可以得到解释。

    当中国经济崛起时，欧美经济一些产业的竞争力开始相对下降。它们的一些经济部门衰退了，还有一些产业依靠非关税壁垒勉强支撑。他们有技术优势，偏偏他们不肯将一些重要技术卖给中国，逼着中国自己开发技术，以致中国经济不仅有“人口红利”乃至“土地红利”推动，也有巨大技术进步的支撑。

    欧美制造业的空洞化本应产生的麻烦因一些条件而被推后或减轻了。一是农业基础一直不错，政府在农业领域投入大，老百姓吃饭成本有很大一块是政府的隐性补贴，老百姓敢花钱，消费需求十分旺盛。二是服务部门规模庞大，特别是美国，凭借其强势货币，有了一个笼罩世界的金融帝国，为其服务贸易创造了国际收支盈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物品贸易项目的逆差。三是政府税基宽，有巨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能力，一些弱势家庭得到政府的很多补贴，使工资刚性得以维持。四是欧美政府特别是美国乐意当世界警察，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是金融扩张，以致政府放任巨型金融寡头的利益不断膨胀，几乎不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五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因为体制原因，一直维持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运行方式，变相地给欧美国家提供巨大的消费信贷，使其总需求水平得以维持。

    这种经济体制比之中国，有其内在的脆弱性。一方面，因为居民储蓄水平极低，尽管有很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但对经济周期的系统性风险抵抗能力很弱。商业保险企业不会提供这种保险，而领取政府失业保险会挫伤消费者信心。另一方面，商业金融机构从来都是一个“反稳定器”。巨型金融机构本来是公共性很强的组织，但支配它们的却不是公共规则。它们最危险的举动是放松内部的风险管理。在买卖金融衍生品的链条上，一旦前端的实业投机（如炒房）出了问题，出险率上升，保单最后持有者就要支付巨额赔偿。紧接着金融机构会过度收缩信贷，打击公众投资和消费信心。一种恶性循环由此形成。美国那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大抵如此。

    我国留美经济学家孙涤先生介绍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10月接受国会质询时，承认自己所犯的重大失误至少有三条：a．承认自己据以决策的意识形态有根本性的错误，过去以为越少监管，市场运行就能越有效的信念令他惶惑不安；b．承认自己对信贷机构通过自利追逐就能维护股东长期权益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c．承认风行了已有几十年的风险管控模式，乃至整个“智性大厦”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崩溃了。显然，格老对意识形态的忠诚，超过了对经济学理性的把握。他对美国经济的破坏，可与上世纪30年代美国财政部部长梅隆破坏美国经济有一比。

    把金融危机发生的责任推给经济学家是没有道理的；格林斯潘不能代表经济学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周期发生有多种解释。在若干理论中，凯恩斯的理论影响最大。因他的工作，“总需求”、“总供给”这样的重要概念进入了主流经济学，为现代国民经济统计奠定了基础，功莫大焉。其他经济学家也给出了别的解释。经济学家对“同一事实”给出不同的解释，好像暴露了经济学的缺陷，其实不然。每一次经济周期都有金融机构的“反稳定器”作用介入其中，投资者与消费者的信心变化也有“反稳定器”的作用；经济体内部的几个变量，如投资、消费、储蓄、资本系数等，作用于总需求，则在技术性上决定了国民经济均衡水平的变动。“萨缪尔森—汉森模型”就揭示了这种关系。

    对经济周期的解释，除前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马尔萨斯、马克思、费雪、米赛斯、熊彼特等人也做过贡献。孙涤先生还介绍过一位叫明斯基的美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解释的理论。我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从孙先生的介绍看，他的理论与米赛斯相近，而对费雪和凯恩斯的理论有直接继承。在这些经济学家中，米赛斯和明斯基都曾被看做异端，甚至凯恩斯也曾被看做异端，但广义地看，他们也是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总之，流行于大学讲坛的经济学还是有足够的工具来解释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

    经济学家为什么是“事后诸葛亮”？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成功预测，所以说经济学家一无用处。纵然他们有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却不能对经济周期做出预测，理论又有何益？我看这是浅薄的说法。

    在经济学的队伍里，理论经济学家本来就不大重视预测，而必须做预测的常常是政府经济学家和商业机构经济学家；预测是他们的职业任务之一。如果经济活动完全可以预测，就不需要市场经济了，甚至不需要货币了，政府可以按计划安排一切经济活动。

    经济学家喜欢这样说，好像为自己开脱罪责。但事实就是这样。

    理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的确让他们看起来像“事后诸葛亮”。经济学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因为他们不能改变人的心理，不能改变经济规律。决定经济活动的因素实在很多，技术革命因素、政治家想左右竞选形势的经济政策、他国政策变化对本国的影响，大的自然灾害，等等，都会带来经济活动的极大不确定性；心理因素更难把握。所以，谁要是总能正确预测主要经济指标在小数点后两位，谁就是神仙下凡。至今没有这样一个人。谁要预测正确一次，那也是歪打正着。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专门从事预测工作的专家所犯的错误，都抱以宽容态度。

    然而，说到底，理论还是有用的，只是我们不要坚持“小数点后两位”这样的严苛标准。如果一件事情明显违反经济法则，经济学家总能预言其后果。当年米赛斯在维也纳时，总指着奥地利国家信用银行说：这家银行迟早要倒闭！果然它在1929年倒闭了（转述林行止讲的故事）。在凯恩斯之前，西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犹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多少有点瞎比划。此后，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成熟起来，政治家多少能凭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以致西方经济有了 50年左右的大体稳定期。职业经济学家进入政府决策层总得来看，起了好作用。

    当然，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经济学家也的确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只是这种反省主要应在经济学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恢复和繁荣使人们很快忘记了凯恩斯，“冷战心理”多少对经济学家也发生了影响。但凡谁强调政府干预和监管，就似乎有了“苏俄共产主义”的嫌疑，就有了“政治正确”问题——这虽然是我的猜测，但大体八九不离十。这种心态影响了一些人说话的方式。

    西方经济学家应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市场中滋生的反市场力量——垄断，与投票产生的政府相比，哪一个更坏？

    人类在经济现实中找不到十全十美的制度。自由竞争只是经济学家的假设，现实中垄断比比皆是。有人说，只要权力集中就免不了坏毛病，哪怕它是投票产生的政府。这种说法总能找到根据。但垄断企业也有集中的权力、有富可敌国的财产，只是它产生于市场。正统经济学喜欢市场，爱屋及乌，连垄断也一并喜欢了。那些曾经不那么正统的经济学家，如熊彼特、罗宾逊，对垄断多有批评。我看比起民选政府，那些寡头垄断企业，那些“金融大鳄”，要更坏一些。在权力集中的性质上，它们半斤八两，但民选政府多少会讲公共规则，而金融寡头的行为明显涉及公共性，却不讲公共规则。所以，给垄断企业勒上马头套、系上缰绳，是十分必要的。

    垄断企业是不能被消灭的，因为它们来自市场竞争。消灭垄断，就意味着消灭市场经济；而消灭了市场经济，政府一定会更坏。懂得这个道理，远比预测GDP增长率重要得多。

    金融危机颠覆的是“冷战思维”

    中国学者在反省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有大量文献见诸报纸杂志，但其中一些说法是可疑的。

    实体经济虽然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但招致经济严重失衡，乃至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祸根则是反市场的垄断力量，只不过这种力量在市场中成长起来。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是肯定自由市场的意义，那么，这个共识本身没有错。错在这个共识并不存在。华盛顿决策层的官员们嘴上说要维护市场经济，其实在行动上放任“金融大鳄”损害市场经济。

    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似乎独善其身，甚至被看成是挽救世界经济颓势的希望。这个局面也不是中国专门和“华盛顿共识”对着干才换来的。我看相反，中国的稳定高速发展有两个最可宝贵的东西，一是中国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使要素资源流动的自由程度大大增强。曾经最短缺的资本来自境外、国外，而最廉价的劳动力来自中国农村，二者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二是中国政府对有可能反市场的金融企业进行了比较有效的监管，使其运行大体能符合政府的公共目标。中国实行了有监管的市场经济，但这种监管不是要限制市场，而是要抑制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金融企业对市场竞争的干扰。

    西方世界要反省的是“冷战思维”。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和我是敌人，我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你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相互是敌人。你要搞市场监控，我就要搞自由市场。这就是经济决策中的“冷战思维”。其实，他们给了垄断企业或“金融大鳄”过多的自由，而把自由市场给毁了。

    再往深处分析，我们的思维本身就常常在误导我们自己。所谓“人类思考时，上帝在发笑”。类似“主义”这种概念的使用，本来有一种方便思考的好处，但它也容易使我们偷懒，总是简单地拿“主义”的习惯定义去阉割生动的现实。这使我们一不小心就滑到极端的立场，成天打“主义”的口水仗。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大部分变革目标在当今西方国家已经成为现实。在现实中，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多一点平等，多一点政府干预；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多一点效率，多一点自由市场。只有“冷战思维”才把二者对立起来。现实中的政治家只是在此二者的天平上稍有一点倾斜而已。上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家向着“社会主义”一头倾斜得多了一点，不少麻烦由此而来。其实，远比这两个“主义”对立的，是“军人社会”（或“部族社会”）和“市民社会”（或“市场社会”）之间的对立。令人遗憾的是，不仅经济学家无视这种对立，连政治学家也不去解释这种对立。“冷战思维”实在是贻害甚大！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邓小平先生的“猫论”。他是当代政坛上最少有的超越“冷战思维”的政治家。“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最朴素、最实在的政治行动准则。与其说中国在挽救世界，不如说邓小平先生挽救了世界。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我不大喜欢有人渲染的“阴谋论”，因为国家间的竞争自古如此，不必太计较别人的“阴谋”还是“阳谋”。但如果一定要说有“阴谋”的话，最可怕的是西方一些有话语权的人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放弃市场化改革，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岂不正中了别人的圈套？中国改革要坚持到胜利，千万不可落入“冷战思维”在无意中设下的圈套之中。

    全世界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应该记住，这次世界金融危机颠覆的是“冷战思维”。至少我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