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科技集团带头加薪后，“世界工厂”或迎来新一轮加薪潮，早在推进中的加工贸易转型可能因此全面加速。

6月初，富士康一线员工的月薪从900元大幅提升至2000元。6月中，深圳市随即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0%，至1100元/月。

今年4月，中央几部委在广东调研外贸时已经发现，今年的劳动力成本比去年末普遍上涨15%甚至更多。

“过度消费劳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很难再继续扮演廉价劳动力贡献者的角色，加工贸易的转型势在必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鹤飞表示，从珠三角外迁、从外销转内销、从简单代工向上游研发延展，这是摆在代工厂面前的三条转型路径。

厂的迁徙

张声正在考虑在湖南投建一家新的工厂。一旦成行，这将是他在内陆地区的第二座大型工厂。

作为国内最大的鞋类供应商之一，张声的这家台资集团使用进口采购商们指定的原材料，按照采购商们提供的设计和版型进行加工，到最后完成出口结汇，赚取的正是中间环节微薄的加工费。

通过这样的贸易方式，盘踞珠三角这20年来，他手中已经紧攥着耐克、阿迪达斯这样的优质采购商。

早在2006年前后，国内外贸政策全面收紧，出口退税率下调、人民币升值，最重要的是，逐步收缩调整加工贸易模式的呼声日渐高涨。当时的珠三角，也正迫切想要将制鞋、成衣这类加工厂腾挪出去，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进驻留出空间。

顺应了这一政策引导的转移，2007年，张在江西设置了自己的第一家内陆工厂，设定月产能70万双鞋，吸纳工人大约2000人。

目前看来，这种观望性、试探性的布点，暂时还没见到多大的成效。如今，公司的大部分产能仍然集中在广州、清远等区域，“广东省内工厂的产能每月接近300万双，最主要的是，工艺稍微复杂的产品仍然只能放在广东加工。”张说。

实际上，这样的产能迁徙和调整要追溯到2004年。

当时，耐克这类的采购商虽然已经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采购国，但是其全球采购版图中，劳动力更便宜的越南、印尼等地的采购份额正在急速上升。采购商们在新疆土的开拓中发现，不论是生产效率还是工艺水平，东南亚等地工厂仍然比不上珠三角的工厂。

让珠三角的工厂主们去经营、管理越南等地的工厂，这一想法开始发酵。

在经过数年的采购经验积累和深度分析后，这些大型的跨国采购商们开始推动张声们赶赴东南亚投资设厂。

耐克们最初的考虑本来是帮助当地的供货商提升工艺和效率，2006年前后的贸易环境变化，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使得更多的产能自发从珠三角迁徙出去。以张的工厂为例，虽然他目前仍有接近300万双的月产能安置在广东，但经过这五六年的发展，他放在东南亚地区的产能，也已经基本接近这一数值。

事实上，严格比照两地的综合成本，很难说哪里更具优势。

张说，一双鞋的综合成本中，占比最大的材料成本各个地区采购价格基本相当，劳动力的价格和效率、综合的管理运营成本就成了各个区域的竞争点所在。

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价格普遍低于珠三角，广东雇佣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成本一般在1600元左右（涵盖社保、公积金等各项成本），而印尼等地雇佣成本还不及1000元。不过广东的工厂在效率和高端产品制造上仍然占有优势。

“采购商还不放心把工艺复杂的产品放到内陆或东南亚生产。”张说，厂的迁徙路线取决于这些地区工厂对复杂工艺的掌握程度以及各地劳工成本的下一步变化。不过，看得到的是，耐克等公司每年的年度采购计划中，在中国的采购份额已经在逐年缩减。

出口转内销尝试

番禺珠宝制造商们成立的内销联盟几乎已经宣告瓦解。

早在2005年，番禺区政府就在试图推进区域内的珠宝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内销。作为全球最大的珠宝加工基地，研发、销售“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使得当地政府很难享受到这一产业盛名下的实际好处。

“名气很大，却不见多少税收”，当地人大代表数次在区人大会议上建议推动企业转型内销。

2008年末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了外需锐减，内销试点的想法终于得到企业的响应。

番禺珠宝商会秘书长刘强说，30多家获得内销资格的企业发起成立了番禺珠宝内销联盟，辗转到东北、华东等地寻找国内采购商。然而，与国内对接的这一轮尝试，让番禺生产商们大失所望。

刘强总结，欧美采购商习惯下大单，一款产品订单数几乎都是以万数计，比如一款戒指，一般一次下单二三万件，一个月左右又会二度追加订单。而国内采购商一个款式大部分只愿意订10件20件观察市场反应，甚至出现过二三件的超小额订单。

而且，国内采购商大部分不提供设计图，番禺的工厂主们若要接内销订单，就意味着要成立一套全新的针对中国市场的设计团队。刘强说，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有工厂自己设计了产品，接了小额订单，国内采购商们却拿着成品作为样品寻找更便宜的代工厂依样加工。

几番尝试后，番禺还在继续尝试内销市场的供应商已经屈指可数。2009年番禺完成了14亿美金的珠宝出口额，而内销的额度仅为1亿人民币左右。

启动时的受挫，很难说番禺对内销的试水就已经结束。刘强说，仍有少数代工厂在酝酿直设零售端，直接面对终端市场。“可以预见，创建品牌和拓展渠道还需要相当长一个过程。”

南海的新怡内衣是代工厂转型内销的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稳步的内销拓展计划使其历时6年的转型已收到明显成效。

这家依靠欧洲订单发展了二十年的出口商，在2005年启动了内销计划。2005年至2010年，这家公司的内销比例从最初的5%，逐年调高到10%、15%、20%、40%到今年的55%，预计今年的内销额度将超过2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总经理陈伟强说，日益微薄的加工利润使得工厂生存日渐艰难，服装行业中3%左右的出口利润，与超过15%的内销纯利润相比，逼迫企业选择了市场转型。

代工者的命运

张燕生6月到东莞调研时，一位港资企业老板曾对他坦言，产品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选择到产品设计再到终端销售，代工厂们参与的仅仅是中间环节的制造与组装。

加工贸易方式吹涨出一个浮肿的中国外贸数字。前五矿商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世俭说，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100美元的材料，再出口120美元的成品，这一进一出，进出口额达到了220美元，但在中国的实际增值部分只有20美元。

中国制造真实的附加值究竟有多低？最著名的两个案例一个是美泰集团的芭比娃娃，一个是苹果公司的ipod。

周世俭说，芭比娃娃在美国的零售价为9.9美元，而在中国的实际报关出口价为2美元，扣除掉进口的原材料成本后，中国工厂赚取的实际上只有0.35美元的加工费。而一款在美国售价为420美元的ipod，其中中国只赚取了仅有4美元。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测算，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06年中国对美出口额为2010亿美元，然而其中有1130亿美元的出口额来自其他国家，只有880亿美元是在中国创造的。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中45％属于中国国内的增值部分，也就是说这些价值留在了中国，另外55％的增值部分属于进口的中间成分或产品。

这就是过去的30年业已形成的跨国分工体系中，中国这一廉价劳动力供应者获得的全部报酬。

有统计说，在2005年之前的10年时间内，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一线工人月工资仅仅增加了26元人民币！而番禺珠宝商会测算，2007年劳动合同法实施至今，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幅度大约有50%。

当劳动力资源被过度消费后，劳动力价格不再便宜的时候，加工贸易这样的贸易模式在中国就难以继续下去。张燕生说，有估算称当前中国的农村还有1亿左右的劳动力未转移，“按这个数字计算，留给中国外贸的转型过渡期也就仅仅10年”。

广东省外贸系统官员介绍，通过这两年的调研已经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了大致的分类，代工企业顶端是欧美大型跨国公司放在珠三角的生产环节，这部分企业依赖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类工厂候鸟的特质无从谈转型，只有生产环节的迁徙，我们的思路是分类指导，争取他们能逐步把研发等环节放到国内”。

而系列政策措施推动转型的主体其实是港澳台资以及民营资本加工贸易企业，这类企业能否完成从低端向中低端产品生产的转型至为关键。

张燕生在对珠三角港澳台资代工企业的调研发现，有20%的企业可以顺利完成转型，有20%的企业将会在转型过程中被淘汰，问题在于剩余的这60%的企业能否完成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