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析这份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的最终金融改革法案，既不同程度地斧正了奥巴马所提供的初版之锐气，并照顾了华尔街的利益诉求，又在致力于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同时，缓解了行善之手过度干预市场之嫌。无须讳言，该法案通过保留初稿的允许联邦监管机构有权对即将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接管和分拆，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监测并处理系统风险，新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提高存款保险额度至25万美元等举措，赋予了监管机构更积极的监管权限以防范金融系统风险。因此不难理解奥巴马对最终版本的认同。

同时，最终法案敲定令美国金融股表现不俗，映射出该方案也部分考虑了华尔街和市场的利益诉求。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削弱了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克尔规则，允许银行在不超过一级资本3%的范围内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并要求银行把风险最高的衍生品交易分拆给关联公司的同时，允许银行保留利率掉期、外汇掉期等部门。显然，最终法案在限制银行交易条款上的弱化缓解了华尔街对新金融改革法案的抵触情绪。毕竟，当前银行自营业务规模占公司收入比重除高盛为10%左右外，其他大型银行都在5～10%之间，这使得允许银行最高投资不超过一级资本3%的限制交易不会对华尔街业务产生较大的影响。而银行通过设立独立子公司运作高风险金融衍生业务，既有助于在银行内部设置风险防火墙，又便于监管部门根据不同金融市场的风险特征做出针对性的监管。

然而，该法案能否避免行善之手借助扩大的监管权力触碰权力与市场边线，塑造行善之手与市场参与者共同服务市场的新关系，有待观察。

无须讳言，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手段，接管并拆分大型问题金融机构，新设立的消费者保护局如何保护消费者等，才是评价新金融改革法案的关键。风险根源于市场参与主体匮乏关键信息甄别风险概率分布。这一方面是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另一方面则是市场存在较高信息交易壁垒导致交易成本、信息流通和获取成本较高。因此，防范系统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监管的着力点应是通过合规性的制度构建，尽可能消除市场交易壁垒并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缓解信息非对称性风险。显然，新设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和消费者保护局，如何在实际操作中避免出现监管权力直接干预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把捏好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平衡尺度，影响着新金融改革法案的成效。

同时，新金融改革法案在证券化问题上，要求对贷款进行证券化的银行，整体上把5%的信用风险留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无可否认，次贷危机暴露出，资产证券化的风险管控流程模糊化问题——对资产进行证券化的银行缺乏动力加强风险管控，消费者通过购买CDS把风险管控让渡给CDS发行机构，而CDS发行机构则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最终导致了基础信贷资产的风险管控流程和信息披露机制的模糊化。然而，要求对贷款进行证券化的银行持有5%的信用风险以约束其对基础资产进行有效的风险管控的做法有失草率。一方面，证券化市场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完善、合规风险管控秩序的缺位是导致风险管控失范的深层次原因。因此，监管的着力点应该放置在如何规范证券化资产的风险协调管理秩序，促进关键定价信息的有效流通，降低交易壁垒，而非风险捆绑。另一方面，让发行机构购买自身发行的5%证券化信用风险，既不利于证券化资产的风险管控程序，又妨碍市场的有效定价。毕竟，银行打包贷款证券化的一个原因就是自身无法有效管控这些资产的风险，而通过证券化出售给更有助于管理风险的投资者。

因此，当前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最终版，虽然斧正了初版中过度强化权力管控金融风险的同时，为市场预留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谁来监管监管者，并使其致力于服务市场和消费者而非与金融机构玩猫鼠游戏则不仅影响美国金融市场，而且将对全球金融监管产生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