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中国已有近万家投资主体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超千亿美元。虽然中国海外投资近年年均增速高达60％，但与中国经济地位相比，总体水平仍明显偏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第十三位。中国海外投资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们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企业将更大规模“走出去”。为了有序引导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应改革和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体制。

李卓彬常委系统梳理了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面临的挑战和不足，这包括:目前我国尚无对外投资的整体战略规划和明确的倾斜政策，尚未颁布海外投资的专门法规，也没有单项立法；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工作协调难度大，不利于降低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行政审批体制过于复杂，缺乏效率和透明度，特别是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调查繁杂，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对外投资的最重要因素；融资体系不发达，市场化程度低，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仍然严重依赖于企业自有资金，民营企业更为艰难。再就是对外直接投资监管力度不够，主管部门缺乏相应手段后续管理，对外投资服务功能不完善，国际协调不畅通，企业在外受到阻力大。

马秀红委员说，我国现在的海外投资体制，建立在上世纪80年代末外汇紧张的历史基础上，当时为了把外汇用到刀刃上，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使用了“用汇审批”。当前审批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由政府替企业决策，而出现问题仍然需要企业自己承担。面对海外稍纵即逝的商机，这显然不利于企业发展。
张小济委员说，应全面取消境外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代之以备案制。政府主要通过对国内母公司的考核、审计来实现对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管，除涉及外债的项目需要事前申报外，应取消境外投资的外汇审批。

对于如何解决海外投资融资难的问题，张小济委员建议，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促进政策体系，包括扩大对外投资政策性贷款、担保、信用保险的规模和覆盖面，提高卖方信贷优惠力度，由政府建立外汇投资风险基金，支持企业的资源开发和并购活动，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带资承包工程，以促进国产成套设备出口，而部分对外援助也可以纳入投资促进体系。李卓彬常委说，由政府、银行和国企共同设立海外投资基金，同时，可以政府牵头、金融机构跟进，促进投资项目资本金来源多元化，包括试办海外投资项目资本金银行等。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使我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规定的代位求偿权落实到实处，有助于消除企业海外经营的顾虑，应尽快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