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辞激烈的表态后，姚坚给出了他的解决之道——第一，加强国内整合；第二，对外反垄断；第三，在国内建立期货市场争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这三招可谓是中方的老生常谈了，看似有力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供需！

　　仍以铁矿石为例。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邹金洪就曾表示，今年的铁矿石谈判中三大矿商提出的价格是基于钢厂高炉点火所需铁矿石的刚性需求，而并非实际的钢材消费需求。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CEO曹慧泉在表示出对未来钢市的悲观情绪之后，对减产的问题却保持沉默。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王义芳在面对国有钢企效益弱于民营钢企的提问时，颇显自豪的表示——我们在金融危机之中没有裁过一个员工，这就是国企的成本和负担的社会责任。

　　很显然，让中国钢企尤其是大型钢企关停产能仅依靠市场的变化是不足够的。金融危机中，政府抛出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直接造成2009年中国钢产量不降反升，创历史新高的达到5.68亿吨。同年，全球粗钢产量为12.2亿吨，同比下降8%，主要粗钢生产地区中，欧盟27国粗钢产量1.39亿吨，下降29.7%；北美8225万吨，下降33.9%。

　　如今看来，金融危机中的4万亿救市措施体现的不仅仅是政府的财力更是全社会对于经济下行的不可承受性，体现在钢铁产业则是行业产能运转弹性的缺失。

　　这种运转产能弹性的缺失并非仅限于钢铁行业。作为稀土资源大国，中国在稀土领域定价权的旁落同样受制于产能弹性不足。2009年，国际稀土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国内各媒体纷纷指摘国内资源型企业的“稀土贱卖”。在国际需求大减之际，国内稀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非但没有及时减产、停产，反而提出国家收储以维持企业运转。大型央企五矿集团也正是在此时南下江西，收编了两家稀土分离企业，并在金融危机全程满负荷运转。好在全球经济迅速走出低迷，稀土价格在今年快速攀升，否则，真不知五矿要如何面对满负荷生产出的库存。

　　无论作为资源需方或是供方，中国企业在产能运转率方面似乎都缺乏一定的弹性。这就直接造成了在市场向好时，企业快速扩产满负荷生产，过度竞争造成全行业利润微薄；市场一旦下滑甚至持续低迷时，企业只能适量减产，却慎言停产，必要时借助政府之力拉动需求。

　　正是这样缺乏弹性的工业产能，让中国无论作为供方还是需方都面临相对于交易对手的过剩问题。解决之道，恐怕绝非将100家企业整合为2-3家，在国内建立期货市场这般简单。因为，即便国内只有1家钢厂，7亿吨产能如不能弹性运转，面对市场的变化，三大矿仍有底气漫天要价；即便上期所开设了铜、铝、铅、锌、钢铁……所有的金属期货，具有反映和放大供需关系的期货价格仍然不能反映中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