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三十而立的前夕，四个新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相继设立和在中国东、中、西部完成布局，表明新一轮区域改革试验已开始发力。这一轮改革试验区的创建，其模式、宗旨和目标，与二十多年前建立经济特区有很大不同，它们将起到的作用和发挥的功能，也有别于传统经济特区。

    这种不同是由中国目前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决定的。经过三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已逐渐由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相对成熟的现代工商业国家。如今，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的，已不是传统的贫困问题，而是发展失衡问题。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从财富和发展机会分配来看，乃是四大失衡：其一是城乡发展失衡，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至少已达四到五倍；二是地区发展失衡，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程度相差悬殊；三是纵向的贫富分化。四是从发展成本来看，财富增长速度超越环境承载能力，形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承受力间的失衡。

    这四大失衡与以往中国可以提供的内部资源条件，也与一定的发展战略选择和发展模式有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按户口关系分别享有不同国民待遇的事实，使农村居民在占有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上，远远小于城市居民；改革开放的突破点选择在东部沿海地区，则使东部沿海得风气之先；而以低成本取胜、注重出口的发展模式，则加重了环境可承载力。在一定时期，选择这种发展模式，采用这种发展战略，和造成这种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经过多年努力摆脱贫困后，如何不以牺牲环境和财富与发展机会严重分配不均为代价，推动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促进发展公平和成本节约，已逐步成为中国需要考量的主要问题。这四大失衡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条件的变化，因此所反映的，是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已暴露出局限性，需要对其升级改造。

    建立新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对此做出的重要尝试。目前设立的四大改革试验区，两个在东部沿海，一个在中部，一个在西部，这首先所表明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地理空间来说已由东向西推进，它对缩小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这四大改革试验区的试点改革主题各不相同。上海浦东新区重在为政府职能转变探路，天津滨海新区侧重探索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和新型工业化道路，成渝改革试验区主要期望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而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则围绕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做文章。它们的不同设立宗旨，对应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不同难解性问题。这种不同的改革分工，不仅有利于发挥中国内部不同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各地区获得不同发展，又使不同的改革成果，可以分别产生示范效应，彼此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四大改革试验区是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做出的新选择。但是，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随着改革试验区的启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就能很快实现更新。既定的利益格局、思维方式和制度体系，不可能一下子就手到病除。而且，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后，改革如果不能得到其他一些资源条件，如法治化的推进、政治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等支持，也将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显然，改革试验区建设要想获得成功，当代中国人还需要闯大关。 （孙绍骋 北京公务员）

延伸阅读：
  
    2007年，随着成渝地区和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改革试验区相继出笼，我国新一轮区域改革试验开始发力。分析人士认为，与深圳、珠海等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老特区相比，新推出的改革试验区的目标是在现阶段有节奏地通过试验，探索完善市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前进道路。

    2004年到重庆打工的魏昭梅不久前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截至目前，重庆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已达700多万人，改革将大大推动这些农民工边缘身份的转变进程。

    “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里程碑！”———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如此评价统筹城乡改革的意义。他说，“城乡统筹就是要让农民与市民一样有保障，有就业，有增收，这是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