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经济政策，现在不是谈退不退的问题，而且到明年，也只能说‘淡出’，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是说去年一个样，今年和明年就变了。”贺铿在谈到中国经济复苏的条件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作为中国计量经济学的开拓者，1965年7月毕业于湖北大学统计学专业的贺铿，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目前是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走进湖南团驻地，在贺铿代表的房间，对他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专访。

经济仍然可能出现二次探底

《中国经营报》：目前中国经济复苏了吗？

贺铿：还没有。复苏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趋势形成了；第二，外需稳定地恢复；第三，我们采取的所谓一揽子计划可以逐渐退出，不需要积极财政，也不需要宽松货币了。这个时候经济稳定增长，才叫做真正复苏了。

今年是非常关键、复杂的一年，如果掌握得不好，有可能出现第二次探底。主要是财政与货币政策如何实施，如果掌握得不平稳，房市就会出问题。房市现在有泡沫，一线城市有泡沫，就要抑制住，让这个泡沫越吹越大的话要出问题。但是如果让它下得很快，一落千丈，那也要出问题，现在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房地产出了问题，就可能产生危机，就相当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银行里的呆坏账大量地出现，这样的话，波及效应就很大，出现二次探底。

所以，积极经济政策，现在不是谈退不退的问题，而且到明年，也只能说“淡出”，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是说去年一个样，今年和明年就变了。

《中国经营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新增贷款为7.5万亿元，财政赤字目标超过1万亿元，你如何评价？

贺铿：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我去年12月份就提出一个观点，基建项目铺的摊子很大，如果突然把财政和货币政策改变了方向，收紧了，那今年肯定是要出现一大堆烂尾工程，就是总理说的半拉子工程。我当时提出今年的财政赤字可以比去年大一点儿，货币的发行量，新增贷款应当比去年小一点儿。

现在，今年的财政扩大了1000亿的赤字，货币少了2万多亿。我觉得还是要边放边看，关键是结构上要掌握好，不要搞新项目了，已经开工的要一项一项落实，尽快出效益；银行和财政的钱，不要一时多一时少，平稳地放。根据半年情况，不一定把赤字用完，有赤字总是不好的。贷款也可以不放7.5万亿，超过这个数，我是不主张的。

赤字大一点儿，贷款余额小一点儿，赤字占GDP比例在3%以内，债务占GDP在20%以内，总的来说在安全范围之内。今年的风险是金融风险，贷了这么多款，房地产和高速公路最后还不了了，这就是问题，所以今年的金融风险大于财政的风险。

我看不出来有多大通胀

《中国经营报》：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物价目标定为3%左右，你认为今年会有高通胀吗？

贺铿：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不是一个货币现象，这个判断，值得重新研究。受货币主义思想影响的人研究说，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大概是滞后六个月。所以去年年底，这一部分同志就写了不少文章，有很大的声音。在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预言要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通胀在去年下半年没有出现，今年上半年呢，已经走了三个月了，我看也不可能出现。

所以说，货币主义理论在中国，要看一看究竟它能不能成立，我是怀疑的！但是货币发行那么多，去年新增贷款那么多，它冲击了我们的资本市场，这是肯定的。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会冲击资本市场呢？

贺铿：这也就是我们那些得到贷款的企业，而且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钱要找个出路，干什么呢？扩大再生产，市场不好，东西卖不出去；贷款之后找个出路，就看到了股市和房市。有人分析，大多数的地王都是国有企业搞出来的，都是银行贷款形成的。所以，去年的放款，从实践来观察，它对资本市场有冲击；对消费品市场，将来会慢慢有影响。

但是通胀推高的话还是要有需求，目前社会的低收入人群需求增加是个难题，只有大多数的人，农民、城市里的低收入者，他们的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那么消费品市场才会有比较强的需求。我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通货膨胀，一次是出现在农产品一次性调价25%，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第二次是1992、1993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改革，改革的幅度很大，我作为教授，当时的工资是180元，改革以后就是1000多元，增幅非常之大，收入增幅达到20%以上，所以，又出现了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几次通胀都是收入增加之后造成的。收入增加后激活了需求，产能一下又调不上去，要有个过程，所以引发通胀。但是我们现在不存在这个因素，所以我敢作这个判断，通胀不足为惧。主要是我们的需求上不去，消费需求上不去，这是主要矛盾。消费需求上不去，又是因为一般老百姓的收入一下上不去。

人民币升值是利他国而不利中国

《中国经营报》：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很大，许多市场人士也呼吁人民币升值，你的观点如何？

贺铿：我跟央行辩论了三四年了，我的观点是人民币不升值。汇率要稳定，贸易才是公平的，如果调整汇率，就是贸易不公平。特别是美元，美国政府要想办法自己稳定。有人认为，货币是商品，由市场定价。这是不对的，美元从来不是市场定价。

人民币升值有几个坏处。第一是打击外贸，升值1个百分点，利润空间缩小2个百分点，目前升值23%了，那么外贸企业利润缩小了46%的空间，长三角、珠三角大批企业亏损倒闭；第二是日本的经验教训，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跟“广场协定”有关；第三，人民币升值鼓吹者是美国，但我们要买的东西他不给，这是美国的贸易政策造成的，为什么要迫使我们升值呢？

最后，国际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理论，非国际结算货币的汇率怎么确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迫使人民币升值，就是干涉我国的经济主权。

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通过汇率输出，可以平抑通胀。其实，通胀是国内供需引起的，汇率对国内通胀并没有作用，况且目前还没有通胀。现在顺差多了，央行着急，但还是要在外汇管理上想办法。世界几百年的历史，有哪一个发展起来的国家不是由外贸发展起来的？英国、美国等都是如此，我们怎么就这么害怕出口多了呢？

《中国经营报》：你难道不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促进外贸产业结构升级吗？

贺铿：干吗要采取不利国不利民的办法——人民币升值呢？可替代的办法很多，第一可以调整出口退税，第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民工荒原因就是工资太低，这都能达到人民币升值同样的效果，这些措施是利国利民的办法。人民币升值是利他国，而不利中国的办法。

《中国经营报》：那你认为加息的条件成熟了吗？

贺铿：在货币政策政策上，我主张稳定人民币汇率，参照一揽子货币确定汇率，达到稳定汇率的目的。至于利率，尽可能做到市场化，该升的时候就要升，该降的时候就要降。

目前降息的可能性没有什么空间，但我不赞成现在加息。现在，资本市场不稳定，特别是股市不稳定，股市对实体经济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这个时候，采取太强烈的措施，让它更加下降，不是好事情，因为现在股民很多。所以，现在提高利息率不是好时机，还要看一看。提高利息率条件是，国外热钱不会冲击得太历害，国内经济比较稳定，通胀在3%~5%左右，条件就成熟了，利率就要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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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退出之辩

欧洲：债台高筑难“退出”

欧元区的“退出”之路尚未真正启动，这是由于其经济复苏仍然需要跨越“三道坎”：首先欧元区各国政府已经债台高筑，其次各国经济状况的差异与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矛盾，第三是产业竞争力成为欧元区面临的真正威胁。

　　美国：“退出”压力最大

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斥资数万亿美元救助银行系统，加剧了财政赤字，引起纳税人不满，成为“退出”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奥巴马反对各国过早采取 “退出”政策，因为这可能导致“双底衰退”。

　印度：将分阶段“退出”

2010年1月29日，印度央行上调现金准备金率75个基点到5.75%，成为金砖四国中第一个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印度央行在2010年4月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加息。

澳大利亚：正在加息“退出”

2010年3月2日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已经是澳央行过去5次会议中第4次加息。该国去年第四季度公司经营利润环比增长 2.2%，为五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转正”，制造业活动指数的增速创下逾两年来最快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