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商务部公布对美白羽肉鸡产品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决，美国应诉公司被裁定43.1%-80.5%不等的倾销幅度，未应诉公司倾销幅度为105.4%。尽管去年9月，中国就对美鸡肉产品展开“反倾销”立案调查，现在不过是宣判结果而已，但由于目前的时间点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宣布强硬对待人民币汇率、坚持对台军售和接见分裂分子之际。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国和美国都向民众承诺，就业率是最优先考虑的指标。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美国的长期失业率会降低到5%以下，并希望在很短时间内能将两位数的失业率变为一位数的失业率。而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近日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保障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据悉，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将进行“失业率统计”改革，并推动各级政府的施政目标从“唯GDP主义”变成“就业至上主义”。而中美不约而同强调“就业率至上”将引发激烈碰撞。

　　如果我们将近年来美国对华的反倾销品种大致列出，几乎包罗万象，很难用“劳动密集”或者“低资本密集”来完全归纳，这些产品目录从钢铁到化工、从金属硅到铜版纸、从轮胎井管到保健药物、从纺织到机电……已经无法用一种陈旧的贸易模式来概括了。实际上，日本崛起的时候，过于拘泥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就已经失效了。1955年的时候，主宰日美贸易模式的是日本“一美元女式衬衫”的比较优势讨论，但是随着日本吸收、模仿、产业变迁尤其是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行业的生产率急速提高，导致1970年代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一些行业被“压制”得无法喘息，尤其是汽车、钢铁、半导体等行业，而美国电视机产业基本上“消失”，光此一项美国大约失去了10万个工作岗位。所以，现在解释贸易摩擦的适宜理论，是鲍莫尔以及萨缪尔森去世前发表的“生产率变化”理论——后发国家的学习能力也产生贸易摩擦剧烈化的根本原因，没有哪个国家安分于初始的分工地位。

　　“生产率变化”理论推导的结果是中美“贸易冲突区”会变得越来越大，并相互争夺“就业岗位”。美国曾经对日本的“三部曲”是：日本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要求日元升值、最终发展为要求日本在“储蓄、投资方式、土地利用、流通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等领域全面改革”。日本是美国的“政治附庸”，而中国具有一定自主性。中国会在扩大美国产品进口方面，甚至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方面做一些“改变”，但幅度会非常有限，显然这会倒逼出中美之间贸易关系紧张。例如美国方面一直在强化一个简单的公式，即美国“对华逆差增加100亿美元，美国则会有2.5万人失业”。当然，中国在2002年非常聪明地出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技术壁垒，排斥大量美国农产品，保护农业部门利益。

　　尽管中美“贸易冲突区”会慢慢变大，但它的剧烈程度会比历史上的日美冲突要低。原因在于，日本是一个过于民族主义和民粹的国家，它赚取的贸易顺差没有延伸到美国政治版图。而中国则开放性地接纳美国跨国企业，中美贸易失衡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跨国企业内部的贸易安排，他们在中国完成最终品然后卖到美国，这是一种企业所有权安排导致的贸易逆差，那么这种贸易逆差也必然受到跨国企业政治游说的保护。简单地说，美国“就业岗位”不是被中国抢走的，而是被美国企业自己“转移”掉的，美国的商业会寻找一种“政治保护”，来维持中美贸易失衡。于是，如果奥巴马不仅将自己变成“华尔街的反对者”，同时也是美国大商业的“敌人”，那么中美贸易冲突烈度将上升，如果奥巴马要尽量减弱“这条鸿沟”，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尽管很厉害但也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