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招风。”正当各界普遍预测中国将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之际，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外贸研究部副主任却对外贸形势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2009年12月份出口增速由负转正，进口继续回升。当月全国进出口总额2430亿美元，同比增长32.7%，比上月加快22.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1307亿美元，同比由上月下降1.2%转为增长17.7%；进口1123亿美元，增长55.9%。面对这些数据，一些媒体打出“大逆转”的醒目标题，认为中国出口将再踏当年辉煌之路。

李健认为，这种说法过于乐观。“当下外界热炒中国出口将会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这样会反过来刺激国际上对中国出口的预期，压迫人民币升值，并且将中国作为反倾销反补贴的头号打击目标，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很多政客为了拉拢选民，也需要作出抵御外来产品，保护当地就业的姿态，抵制中国商品。而面对严峻形势，中国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李健说。

出口基础不稳

《财经》：应如何看待中国出口转正？

李健：中国出口结束了自2008年11月开始的增幅为负的13连阴，由负转正，本质上，这是一种从低谷向上的恢复性回升，而且回升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从最直接的外需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传统上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而这些国家刚刚开始复苏，基础并不稳固，由此决定了中国出口的基础并不稳定。

《财经》：您如何预测2010年中国出口增长？

李健：社科院有一个报告认为中国出口将在2010年增长20%，我认为这一估计有些乐观。我的预计是，2010年出口将恢复到10%左右的增长。近期世界经济的复苏形势比较乐观，各国的复苏是由于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但这种刺激是否能持续仍未确定。

从国外市场情况看，经过前些年告诉增长，中国出口在国外市场占有率已经相当高，在国外逛超市满眼中国产品即是明证。然而一旦市场占有率达到某个节点之后，面临天花板，就很难再提高，这也给出口进一步增长造成障碍。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在超前消费，寅吃卯粮，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人消费能力大大下降，恢复到危机前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此外，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相对较快，在中国出口所占比重提高，但目前发达国家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仍然比发展中国家大，发展中国家份额增长无法抵消发达国家需求萎缩而空出来的份额。

从国内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促民生，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劳动合同法》对劳方将有更好保障，这些都会使劳动力成本上升，进一步削弱中国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给出口企业造成更大压力。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略，金融危机期间又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国内用工大幅度增加，吸纳大量国内就业，而去年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出口企业裁员，把工人放回家，外需条件转好之后，却面临找不到人干活的窘境，无法短时间内新增产能。

《财经》：关于是否应维持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学界多有争论。

李健：的确如此。社科院蔡舫做过不少研究，关于刘易斯拐点的问题，中国近年来由于廉价劳动力拉动的出口份额，呈现逐年减少态势，也就是人口红利减少。从中国人均GDP情况来看，确实可能面临刘易斯拐点，虽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劳动力还具备成本优势，但也要看到很多新兴国家，劳动力同样成本很低，正在此着力。另外，目前东南沿海地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除了劳动力成本之外，土地成本、用水、用电成本都已经大幅度提高，在内外压力同时作用下，因此想要简单维持传统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将会越来越困难。

增长质量是最大挑战

《财经》：未来中国出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健：中国出口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能否恢复当年的增长速度，而是能否保持协调增长态势，强化增长质量。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动的参与国际分工，现在中国在产业链上要向中高端延伸，改变贸易产品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增加产品附加值，鼓励自主创新和自有品牌，这才是未来中国出口面临的最大挑战。

《财经》：您谈到贸易结构调整问题，此次出口转正，会不会对调整结构造成反向制约作用？

李健：的确，在金融危机期间，在外需不振的大环境下，很多企业被迫调整产品结构，苦练内功，提高产品附加值，而正在调整过程中，出口形势再度转好，外国市场大门似乎再次轰然敞开，很多企业在短期利益驱动下，放弃或推迟了结构调整的步伐。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出口对结构调整的影响也并不绝对。在广东，汪洋采用腾笼换鸟的方式，将传统的低附加值和高能耗向粤北地区和内地转移，腾出沿海宝贵空间发展高端科技产业。既要保持GDP增长，又要调整结构，为长远发展蓄力。从短期上看，经济发展没有打到年初目标，出现了阵痛，但结构调整使得发展的后劲更足，几年之后，这种结构优势带来的竞争力将显现出来。

《财经》：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出口与危机前相比，出现哪些变化？

李健：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面临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对象看，中国对欧美出口增速放慢，但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国家出口发展很快；从结构上看，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放缓，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增长加快；从区域上看，沿海地区出口增长相对减缓，中西部出口增速提升。

《财经》：应如何调整出口结构？

李健：去年下半年，商务部研究院召开研讨会，主题就是后危机时代贸易格局的变化，结论是中国出口对象已经从欧美市场开始转向开拓亚洲市场，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型国家。

贸易增长更多地应依靠低成本的优势，依靠要素的投入，如资金、资源、土地、劳动力等，属于粗放型增长。今后，我们的价格优势一定逐步弱化，外部市场空间也不会持续高增长。如何提高单位出口的效益，改变中国商品中低端的形象，就是要鼓励增加中高端产品的出口。

其次，在贸易结构上，不仅要增加工业制成品出口，也要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三个产业中，我国第二产业一直发展比较快，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外贸领域，要扩大服务市场的开放，强化服务领域的竞争，推动服务的出口。

第三，以企业投资带动出口。要学习日本、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模式，不仅扩大商品、服务出口，也要鼓励企业对外投资，通过投资来实现企业更大规模发展，也有利于带动中国产品的出口。

此外，低碳经济兴起也对中国出口结构调整带来新挑战。中国不能再重走西方国家由出口轻工业产品到出口重工业产品的老路，因为碳排放限制距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生产出的机电产品首先要满足内需，重工业出口限于碳排指标而可能遭遇瓶颈。中国出口可能会走跳跃式发展道路，从轻工业产品跳跃到出口服务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