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强劲的欧美贸易保护之风，国内出现了一种“自由贸易”抵制“贸易保护”的声音。而事实上，选择自由贸易并非发展中经济体的上上策。

　　在发达经济体的历史上，自由贸易就像“皇帝的新衣”，从来没有存在过。关税自主权，是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策之一。强调关税的重要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贸易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要进一步强调后发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转变时，国家政策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转变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推动产业升级，比贸易本身更重要。

　　理论的困难

　　事实上，一国范围之内不同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贸易或者交换，不等于对进出口没有限制或壁垒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或者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区分贸易和自由贸易的巨大差异。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大兴其道的今天，以削减关税为目标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共识和神话。虽然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职业经济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定量及定性研究。然而，这仍旧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赞成自由贸易和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仍旧各持己见。这些争议也显示：仅仅从经济计量的角度，寻求一种关于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的绝对关系，并非易事。

　　历史的真相

　　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除去上述经济理论上的困难和无能，自由贸易也不是当今那些发达国家的真实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在那些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工业化的早期，关税（尽管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关税率有所区别）作为一种保护幼稚工业的工具，曾被积极地使用过。

　　根据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的研究（见表），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将关税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幼稚工业的工具积极使用。即使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成功实现了赶超目标，大量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仍然被那些当今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广泛使用。甚至在叫嚣着让发展中国家削减关税的今天，发达国家仍然保持着四倍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由上可见，自由贸易的神话就如出自发达国家那句臭名昭著的名言“按我们说的去做，不要按我们做的去做”。

　　关税与国家政策自主性

　　诚然，关税的使用或者保护不等于经济的成功。但是，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确实被这些早期的发达经济体积极使用过。关税的使用或者保护，作为一种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策，不应该受到威胁。研究后发展著称的MIT经济学家阿姆斯登说，只有关税的自主权恢复以后，一个国家的产业化才真正开始。

　　关税自主权，只是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政策之一。强调关税的重要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贸易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要进一步强调后发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转变时，国家政策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成功的国家总是能够及时、熟练地调整他们的相关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形成竞争优势，推动产业升级

　　以韩国为例，关于李嘉图那个静态的“比较优势论”，一度猛烈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不失幽默地说：如果韩国战后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去做，应该生产水稻，但是韩国相信，如果遵照比较优势理论，即使韩国成功提高了稻农的产量，韩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等或者高等收入国家。

　　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也表示：如果韩国推行自由贸易而不保护幼稚产业，韩国可能仍旧在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主要出口原材料或者低级技术、低价位的产品，不可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

　　事实也的确如此。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韩国，被张夏准自称为世界上“保护主义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了扶持新兴工业，政府有选择地指导私人部门，通过关税保护、补贴和其他形式的产业政策扶持新兴工业。此外，韩国政府也对银行、外汇市场和外国投资进行严格控制。正是基于诸如关税保护、补贴和外国投资管制等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大量类似韩国三星这样靠农产品（000061）贸易起家的贸易商，才能作为一个“幼稚产业”生存下来；也正是基于政府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一系列产业政策，使得韩国的幼稚工业有可能不断学习吸收新技能而逐步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并最终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韩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并不需要自由贸易。

　　类似韩国，无论是“先发”的日本，还是“后发”的中国台湾，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和产业政策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总之，是动态的、使得比较优势不断发生变化的产业升级，而不是静态的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后发国家才有可能成功实现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