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价听证会，推迟23天，意味着听证的勉强；13名消费者代表只有一位坚决反对涨价，那12位的代表身份充满了“托”的嫌疑；那坚决反对涨价的一位“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预示着表达权的被剥夺。难怪，公众认为这样的听证会“有猫腻”。

虽不能说刘天晓就是民意的化身，但是他的“坚决反对涨价”确实离民意更近，更符合民意期待。如果说听证会给予刘天晓和其他12位代表平等发言和自主表达的机会，这样听证会起码在形式上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刘天晓刻意“被噤声”，昭示着这场听证会只是徒具其表的形式主义。在此刘天晓的反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只投向主持人的愤怒的瓶子变成了缓释民意的象征。

对听证会的主持人而言，那只愤怒的瓶子或许真的算是不大不小的“暴力”。但是对公众而言，这样的“暴力”却被解读为企业“暴利”的必然结果。因此，公众对于刘天晓的行为普遍有种过瘾和解气的感觉，网络上充满了“向刘老师致敬”的帖子。客观而言，任何以暴制暴的做法在法治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对于“因为暴利所以暴力”的逻辑，公众自有说得过去的现实解读——— 譬如水价，为何各地都在跟风而涨？为什么听证会就是涨价会？为什么企业的“暴利”在和民生的权利博弈中总是笑到最后？对于这些民生诘问，有关方面给出的所谓资源、节约、成本、利润等等答案根本是隔靴搔痒。在无奈的情势下，刘天晓用无伤大雅的“瓶子”来反抗，其实是民意最无奈的呐喊。因为，这样的“愤怒的瓶子”根本不会阻止哈市的水价上涨，至多引发公共舆论的短暂震荡而已。

需要引起社会警觉的是，听证会如果不能成为凝聚和传递民意的场地，而是单纯利用和绑架民意，听证会现场或许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愤怒瓶子甚至鞋子。

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是文明社会的常态。但是，世界上爱恨情仇，皆有因果。听证会上无伤大雅的瓶子，则是民生对民生产品跟风涨价的怨声载道，是对水、电、气等企业暴利的控诉。供水、供电、供气等企业，并非单纯的市场化主体，还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民生责任。因此，企业遭遇的市场变化，可以通过上下两个渠道解决：向上可以通过政府调节和财政支持的方式化解企业经营难题；向下可以通过充分凝聚民意的方式求得公众在价格调整时的谅解。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经营之道。

遗憾的是，这些企业本来就有公共政策的偏爱和支持，甚至还有不菲的公共补贴。可是，这些企业并没有从这些公共政策的关爱中学到体恤民生的社会责任，而是采取一贯式的向上哭穷向下涨价，哭穷和涨价的理由无非就是企业经营亏本。至于亏多少，怎么亏的，却是一笔糊涂账。会哭的孩子总有奶吃，会闹的企业总能将经营不善的责任推卸掉，并以涨价的方式赢得新一轮的“暴利”。在公权、企业和公众的三方关系中，处于消费末端的消费者成了冤大头。

讽刺的是，本来是凝聚民意的听证会反而异化为涨价的帮凶。这样的听证会，被民众揶揄嘲弄，甚至为愤怒的瓶子所搅局，就自然而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