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和医疗服务二者的价格形成机制是紧密相连的，医药医药，药在本质上就是为医服务。药品要做到合理应用，就必须解决医的问题，否则药价再低，不能合理应用，减轻患者用药负担就是空话，药品研发、生产、经营科学化、有序化也是空话。

　　笔者一向认为政府不应将药价管得太死，因为市场竞争是优胜劣汰的最好办法，所以对《意见》中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建议持肯定观点。在这其中，关键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消费者个体很难弄清楚医生的用药方案是否合理，自我药疗过程中又极易受到广告的不良暗示，但如果有更多的人加入医保，由医保组织出面监督医院、医生和药厂，这个问题或可迎刃而解。

　　不过，政府制定药品价格原则上按照通用名称制定统一价格，恐不利于行业发展。药品的最终质量不是符合某个质量标准，而是看其安全性、有效性。同一活性物质的不同剂型安全性和有效性可能相差很远，同一活性物质同一剂型、不同厂家生产的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也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商标法》规定药品必须使用注册商标，就是提醒消费者注意区分不同厂家。

　　近几年，在产品包装上尽量突出通用名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商标和商品名的使用。每次限价，也是以通用名称作为划分依据，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前的医药市场环境，但也降低了厂家间提高产品内在质量竞争的积极性，转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成本竞争上。以口腔崩解片为例，最好的生产工艺是冻干法，而冻干机价格不菲，在产品价格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很多厂家都不敢采用。

　　笔者认为，有关部门既然想到了更多的依靠市场的力量解决药价问题，不妨走得更远一点，将主要精力更多地放在如何确保信息的公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