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11月23日报道，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动荡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我认为，危机过后的道路将崎岖不平，这主要是因为纾困计划没有按照正确的步骤实施。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方面本末倒置地将“车”放到了“马”前：资金被不断注入市场，以避免风险并缓解恐慌情绪，但西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却远未清理干净。

　　当人们没有考虑重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规模庞大的遗留资产，就在谈论退出策略时，我们知道，局势十分危险。

　　中国很幸运，躲过了席卷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在拥有更好的选择之前，我们坚信，自己仍能够利用传统的比率、限额和目标，结合压力测试，成功地控制风险。这些限额和比率看似简单，但事实证明，它们在抑制期限错配、降低大型银行对资本市场融资的严重依赖方面十分有效。

　　我仍然坚信，应该在商业银行机构与资本市场工具之间保持一道适当的防火墙。在我看来，只有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防火墙，银行与资本市场才能各自发挥出增长引擎的作用。如果一台引擎失灵，另一台还能够继续工作。但如果银行业和资本市场活动之间的关联过于密切，就很有可能面临崩溃的局面。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事情。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

　　在我看来，规模决不是系统重要性的唯一特征。银行公司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它们的相互关联性，都是决定系统重要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我觉得对待这些机构的根本方法，还是要培养一种更好的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文化，特别是要确保这些机构不会像赌博那样，过度涉足收购-套利业务。

　　在中国，当我们与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打交道时，首先看的是公司治理和内部风险管理。中国五大银行的表现，对银行业乃至范围更广的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不仅由于它们规模庞大，还因为它们与其它金融中介机构有着密切的关联。2003年，我们启动了中国银行业全面改革，我们在保持这些机构健康、安全方面的经验表明，这些领域的进步，是成功的关键。

　　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银行业基本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情况。但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们仍不应自满。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自30年前经济改革启动以来，我们一直非常注重出口。目前，我们必须通过推动国内消费来恢复经济平衡。但这并非易事。归根结底，人们有了钱才会去花钱。所以，如何增加人均收入十分重要。

　　消费的意愿也十分重要。我们的政府应全力打造一个可靠的福利及社会保障体系，让13亿中国人能够安心消费。

　　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坚持不懈。中国银行业必须非常小心谨慎。我们需要更高的资本缓冲和拨备覆盖率。此外，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较为短暂，中国各银行仍缺乏经验，同时由于所有权问题，一些银行高管也缺乏长期的责任感。

　　黑暗中总会有一线光明。本轮危机积极的一面在于，它为更加彻底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应具备三点：宽阔的视野、“搭积木法”以及懂得先后次序。没有第一点，我们可能一心寻找玫瑰，而错过身边的紫罗兰之美。没有第二点，我们可能只知治病而不知防病。而没有第三点，我们可能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当我们寻找路线图的时候，却把车放到了马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