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是与中国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由于美方近日密集推出对华经贸争端措施，而且再次高调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由于中国是全世界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由于此起彼伏的贸易争端虽然直接影响的贸易份额并不算大，却不成比例地放大了中国出口商和投资者的不确定性；由于美国是对全球贸易和贸易规则影响最大的国家，其举措具有无可比拟的示范效应；所以，在奥巴马首次访华时，经贸争端议题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众多国人的注意力。相信中方也必定会在此次国事活动中就贸易争端议题着力向美方交涉。

　　然而，笔者以为，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过度关注中美贸易争端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当然不是为了如同某些部门、某些人所热衷的那样在美国总统来访时不对称地“创造良好气氛”，那种只约束中国舆论而对美方敌意舆论毫无影响的做法，只能让对方在平白享受我方单方面拱手相送的主动之后再“义正词严”地指责我们“缺乏言论自由”。笔者提出这一点，只是因为：过多把注意力集中在经贸争端上，可能会把我们的眼光从真正应当关注的长远目标上转移开，更令我们在处理对美关系中平白丧失主动，而这又可能恰恰是对方的计谋所在。

　　为什么这样判断？因为当前的中国不是仅仅在市场准入问题上有求于美国，而是美国同时在众多国内、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上有求于中国。仍未过去的这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本土经济社会稳定大局遭到了冷战结束后第一次实实在在的冲击，美国要真正走出这场危机，还需要中国在融资等问题上给予充分支持，而且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支持前所未有地突出，不仅在重新启动多哈回合、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经济议题上，而且在气候变化、外层空间军事化、东亚和中亚安全格局等政治军事问题上，美国都越来越多地需要中国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有利的做法，当是让对方和公众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需要我们合作、有求于我们的地方。既然如此，过多地关注美方挑起的对华贸易争端，不正合对方之意么？

　　不仅如此，就是在中国商品市场准入这个貌似对方掐我们脖子的议题上，美方也并非可以为所欲为。即使不考虑中国可能采取的贸易报复措施，不考虑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利益受损可能在美国国内引发的矛盾，单是美国市场上“中国制造”的巨大份额就已让他们无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封杀中国商品进口了。即使不考虑转口，按中方统计的对美出口额，在2008年也已达到了2523亿美元，今年前9个月为1573亿美元；在某些商品市场上，“中国制造”所占份额更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由此，美方在某一种、几种商品上对“中国制造”发难是可行的，要对中国商品大面积发难、甚至全面封杀，结果只能让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乱，令主张限制中国商品者声誉扫地，随后便不得不以更大力度向“中国制造”开放。

　　前几年，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牵头发起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就威胁中国，如果不提高人民币汇率，就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关税。这个被视为“核武器”级的保护主义议案受到广泛关注，某些保护主义者一度以为卡住了中国的脖子而得意洋洋。但也正因为上述风险，虽然舒默和格雷厄姆等人从2003年9月就开始兜售这份议案，并于2005年4月在参议院的程序投票中以67∶33的压倒优势意外通过而成为可以付诸表决的正式议案。但在随后几年里，此案一次又一次推迟表决，最终束之高阁。这当然不仅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商界普遍呼吁推迟或取消表决该议案，更不是因为中国邀请这几位牵头的议员老爷到中国走了一圈，更重要的是这几位议员也明白，该议案假如真的通过并付诸实施，那么实施之日多半也就是他们自身政治生命走向终结之时。

　　在国际博弈中，用自身本不打算大肆运用的牌从对方手里讹取尽可能多的实惠，不过是常见的伎俩而已，假如我们对此看得过重而为此付出过多代价，那就恰好堕入对方彀中，国人对此不可不察。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看，中国经济增长快于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现实，已经并仍将继续引起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调整，而这样的分配格局调整必然伴生国际经贸争端。因此，只要中国不打算采用昔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手段，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骚扰恐将伴随我们“和平崛起”的全程。我们不应不切实际地追求不受这种骚扰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不应付出的代价。我们所要做的应当是，引导各方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方有求于我们的方面；至于我们有求于对方的方面，则以合适的方式让对方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实力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意志，并明确对方讹诈工具效力的有限性。

　　（梅新育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