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危机、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情况下，今年前三个季度，19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产品发起了88起贸易救济的调查，包括57起反倾销、9起反补贴，总金额约为102亿美元(商务部数据)。

　　笔者相信，即使全球经济复苏，国际贸易环境改善后，中国也还会遇到种种国际贸易摩擦。实际上，近年来在没有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也遭遇不少国际贸易摩擦。据WTO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被发起反倾销最多的成员。

　　看来，遭遇贸易摩擦将成为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常态。这该怎么办？有句老话很贴切，“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日本经济重建的完成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工业制造业的崛起，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摩擦几未间断。

　　从“肉鸡战”“大米战”“纺织品战”，到“汽车战”“芯片战”，可谓硝烟不断。但这并不能阻止世界经济和贸易在自1950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增长了30多倍。而且各国普遍认识到二战前靠动武解决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惨祸，基本上都是靠讨价还价、相互妥协来解决贸易争端。

　　30年前，中国的出口总额仅有百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不到1%，排名在30位开外。当然不会遇到什么贸易摩擦。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使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形成了各国难以抗争的强大竞争力。

　　从2004年以来中国出口额稳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了约8%。正是由于“MADEINCHINA(中国制造)”在产品的质量价格等方面很难抗争，对手才祭起贸易保护的旗帜。

　　但是，贸易保护主义是一把伤人也伤己的双刃剑，没人敢过度使用，因此只要我们保持住自己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就有资格在战略上藐视贸易摩擦，媒体更不必为此大声疾呼。

　　对于一种商品，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来说，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对美国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近1/3的山东三角轮胎公司因为美国“特保”案，对美出口量从此前的月均30多万条锐减至10多万条。

　　前几年，中国也曾和贸易伙伴在葱、蒜、蔺草制品等商品上出现过贸易摩擦。中国农民种植那些农产品，几乎全是专供对方市场需要的，一旦出口受阻，就断了生计。所以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解决贸易摩擦问题。

　　如何在战术上重视贸易摩擦？从根本上说是提升出口商品结构，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乃至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但这些都是长远之计，不能一蹴而就。

　　三角轮胎公司实行了产品多样化和市场多元化战略，订单有所减少，但并没有降到零。但是，当年种植蔺草的农民就很难实行这些战略，因为除日本等少数市场外，没人需要蔺草编织榻榻米。实际上即使是早已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把竞争力低下的农副产品和传统制造业转移出去。直至今天，发达国家之间也仍在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贸易方面不断出现摩擦。

　　今后，中国和贸易伙伴出现贸易摩擦，应如何在战术上认真对待？笔者认为，如果贸易摩擦涉及到钢材、汽车、电器等大型现代企业集团的出口商品，相关企业要站出来，积极应对。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不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要学会研发、制造方面的本领，也要学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本领，在国际贸易争端的裁判庭上能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在庭外则要会“院外游说”。上个世纪，中国和韩国对欧洲出口的彩电都遭遇反倾销的阻拦，韩国企业积极应对，保住了自己的市场；而当时中国企业因为没能积极应对相关反倾销案，被迫退出了市场。

　　在拉锁、纽扣之类的中小企业生产的低端制造业产品方面遇到贸易摩擦，应主要靠商会之类发挥作用，组织相关企业积极应对。与组织各类国内的评比活动相比，组织业内中小企业团结起来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应该是相关行业协会更重要的职责。

　　至于农副产品方面的国际贸易纠纷，显然不能要求中国的农民为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的产品去远涉重洋打官司。这要靠政府以国家整体的力量抗衡，国际经贸关系中，大家都高唱“平等”原则，但实际的最高原则是“对等”，即：你要不“义”，我也不“仁”。当年那场葱、蒜、蔺草贸易摩擦，并不是靠中国农民实行产品和市场多元化战略解决的，而是中国政府在汽车、手机等商品贸易方面提出了反制措施后，化解了纠纷。（陈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