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鲁

　　人民币国际化——即使只是一小步，也足以让世界瞩目。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进入初级阶段——人民币区域化、跨境计价结算试点期、货币互换、发行人民币债……伴随着金融海啸带来的浊浪拍空，人民币国际化航船悄然出海，逐步向更广阔的领域驶去。

　　与人民币国际化共同展现的，必将是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三步走”国际化路径

　　显而易见，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恰当的路径和明确的整体发展战略。

　　通常而言，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计价标准是国际货币的三种职能：货币国际化过程，一般发端于国际间日益频繁的交易支付；之后非居民的官方和私人部门开始采用该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由于交易和支付中的大量使用，出于应对交易的预防性需求等其他目的持有该货币作为储藏货币。

　　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人民币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被广泛作为国际经贸往来的计价单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的比重不断增加；人民币是否充当国际清算货币；人民币在国际投资和国际信贷活动中使用的比重不断增加。

　　此外，人民币是否作为国际干预货币使用，即能否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所持有，并作为外汇平准基金来干预外汇市场；人民币能否发挥国际储备资产的职能，以及其在国际储备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人民币在世界上的流通数量；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易比例。

　　结合中国现实，人民币国际化可归纳为“三步走”：先人民币周边化，推进人民币在港澳及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蒙古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再区域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位，使之逐步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最后逐步使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即以我国为圆心，不断扩大人民币信任的半径。其次，在货币职能上也采取“三步走”，即逐步实现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取向。

　　纵观人民币国际化现状，会发现人民币在周边地区已基本是硬通货、“第二美元”和储备货币，已经开始承担国际货币的功能。作为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人民币区域化可以部分得到铸币税收益，能够降低结算成本，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能够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民币区域化的措施，使人民币区域化步伐加快，使人民币向成为地区关键货币的目标迈进。如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内四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据有关资料显示，对出口企业来说，用人民币结算大致可以节约3%-5%左右的成本。

　　其二，货币互换。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相继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国的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签署了总计6500亿元的六份货币互换协定，互换的有效期延长至3年。我国签署以本币为基础的互换协议，走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降低了对美元的需求。

　　其三，发行人民币债券。近日，国家开发银行宣布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而由国外商业机构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也即将诞生，在国内市场发行人民币面值的股票也在探讨之中。这就意味着同时在居民在海外以人民币筹资、非居民在国内以人民币筹资两个方面进行了尝试。这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区域化又一重大举措，对于人民币投资功能的发挥有着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中国巨大的市场一直是亚洲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目标市场；中国与亚洲特别是港澳台的经济合作，是人民币货币区域化形成的经济基础；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企业的规模和效率不断提高，受资源的约束，开始加快对外投资的步伐。

　　这个时候有意识的推动人民币区域化，也将与我国贸易和投资的扩张实现良性互动。

　　挑战与策略

　　不过，尽管经济金融的发展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性日益增加，但人民币完全国际化还存在着众多的障碍与挑战。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经济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比如说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外贸依存度过高，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也需有较大的提高。

　　就金融层面看，一是人民币国际流通量增长不足；二是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和国际标准化程度也不够；三是利率市场化、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都需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比较脆弱。同时，现有国际货币具有惯性，新的国际货币要想发展甚至取代旧的国际货币不可能一蹴而就。

　　与此同时，人民币区域化将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损害货币政策独立性、投机冲击与币值波动等风险。毕竟，现阶段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大规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基础并不稳固。

　　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困难。这里所说的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实现了可兑换后，具备国际货币的功能。届时，人民币国际化的负面影响可能体现在五个方面，诸如“特里芬难题”、影响宏观调控、不利稳定性、国际收支失衡和可能的国际化逆转。

　　所谓陷入“特里芬两难”，即货币受到世界信任，在国际计价、交易和价值储藏中广为运用，世界对该国货币的相对需求大幅增加，表现为该国货币升值，产生贸易逆差。在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引起其他国家对该国货币的信任危机，进而削弱了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

　　其次是人民币国际化将明显增加宏观调控难度，削弱国家调控物价和GDP增速等经济目标能力。再者是人民币国际化将不利于和干扰我国经济的稳定性，使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变得容易波动甚至动荡。

　　此外，中国在本币国际化之后理应承担起平抑世界经济波动的责任，对外供应人民币的责任可能导致中国贸易收支状况趋于恶化，国际收支失衡。

　　最后，如果人民币币值不稳定，可能遭受国际化逆转风险，即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出现反复甚至出现被其他国际货币替代的风险。

　　推进和实施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中的策略步骤必须是相互衔接、相互交叉进行的。尤其是各个阶段要与资本项目的开放，也即人民币可兑换相配套、相衔接、相呼应。也就是说，人民币可兑换与国际化可交叉或同步进行，互为促进。当前，国际社会十分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

　　最近中央支持上海 “两个中心”建设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不难看出，上述政策表述中已经暗含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乃至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现在要做的是将时间表进一步细化，以及对各个时点、各个路径阶段的利弊进行充分的论证。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战略必须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相一致。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诸多制度性缺陷进一步凸显，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

　　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将特别提款权(SDR)发展成“超主权储备货币”的重磅言论在国际社会激起了千层浪；西方媒体解读该文显示中国对美元主导地位的不满。

　　但是，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由哪一种货币取代美元几乎不现实，在今后最可能的国际货币格局是“一极多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根本需要，也符合世界整体金融和经济利益。

　　为此，应推动储备货币结构多元化。积极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争取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之一。增加中国在IMF等国际组织中的份额，加强国际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改变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推动建立包容有序、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吴念鲁，国际金融专家。曾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卢森堡分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金融研究》杂志主编，现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导，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