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周年，值得庆祝。对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总结60年的经验，揭示“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不少学者争论：改革开放之后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有人认为，后30年还是有一个“中国模式”的，比如，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战略，比如“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改革”等；也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特殊模式，中国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华盛顿共识的“山寨版”。

    无论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华盛顿共识”，都不只中国在做，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也对外开放，但都没有像中国一样，出现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真正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创举同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的历史当中。“中国经济奇迹”的一部分答案，可能还要到前30年留下的遗产里去找。

    在这些遗产当中，有一些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的科技体系、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统一的国内市场、安定的政治环境，靠抗美援朝和中美建交而赢得的国际地位，“两弹一星”换来的国家安全等。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遗产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遗产，不容我们忽视。

    其中重要的一个，是新中国前30年奠定的人力资本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劳动密集型战略。实现这一战略的基础是中国拥有大量年轻的、健康的、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这种优秀的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是罕见的。来源是1949～1978年，我国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突出表现在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一些指标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其中，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左右增加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70岁，高于很多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甚至接近某些发达国家。出生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速度、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印度和墨西哥两国之和还要快(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数，下同)。
 
    再看教育，拥有基本读、写、算能力是劳动者参与现代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前提。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文盲率达80%，而1981年，农村青壮年文盲率减少到15%左右,同期，印度仍然维持在60%。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文盲率相对较高，如果仅比照青少年的识字率水平，中国在1980年就已经领先于包括巴西、墨西哥等较高收入国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1949年以前，中国的小学入学率在25%左右。而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学龄儿童入学率就基本稳定在90%，接近工业化国家水平。其中小学生中45%为女生。在中学一级，毛入学率是46%(包括未到年龄和超龄的学生)，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

    除了健康、教育，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妇女解放、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活，再加上医疗条件的改善，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生育率的降低又反过来促进健康和教育的发展。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率的降低是一个内生的自然过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就降低到了2.0以下，并不是计划生育之后才下降的。

    新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中国人的数量和质量，是新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奇迹，是与当时社会公平的执政理念、政府主导的中国独创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群众路线的保障模式分不开的。

    第一，社会公平的执政理念。新中国的创立者清楚地认识到，公平的教育和健康权利，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人民当家作主，普及教育和医疗，使得所有人都有愿望和能力去追求新的生活目标，焕发出人民群众无尽的创造力。

    第二，政府主导的中国独创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地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广泛覆盖的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以卫生为例，城市以国有企业和社区为基础的劳保医疗、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有效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极大地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1978年我国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初级卫生保健问题的唯一典范”。

    第三，符合我国国情的低成本社会保障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在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一个最基本的经验是摒弃了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下高成本、专业化生产的方式，而是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土法上马，因地制宜，政府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创新方法，如赤脚医生等，各级政府有效地把群众运动和公共服务的建设结合起来。

    尽管前后两个30年在各方面都有巨大差异，但新中国60年的历史，是一个不能割断的整体。

    今天，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很好地为下一个30年进行人力资本的新储备，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目前，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在新的条件下还面临许多问题，1980年以来，我国人均健康水平的改善状况迅速下降，低于许多同等起点的国家，一些指标甚至出现倒退，这不仅是基数提高的后果，也有政策和发展模式的原因；我国的教育体系尽管实现了数量上的全覆盖，但是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离培养对国家有用人才的目标还有距离，当年强调的与工农相结合、面向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教育理念，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认真研究和借鉴自己的有益经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