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口冠军，中国已经遭到55个国家的贸易围堵，并且正呈愈演愈烈之势“我们面临一场‘贸易紧张低烧’，而温度正开始上升。”世行行长佐利克近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

　　佐利克话音未落，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番话似乎加速了“低烧”变“高烧”的进程。

　　9月19日，奥巴马接受美国CNN采访时称：“我们不能再回到之前那个时代：中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只是卖东西给我们，致使我们在产生大量信用卡债务或房屋权益贷款的同时，却没有出口任何东西给他们。”

　　奥巴马的这番话被解读为美国在G20匹兹堡峰会之前抛出了“中国应降低出口”的议题。这对中国已经被贸易摩擦重重包围的出口形势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

　　55国围堵中国

　　无论奥巴马出于什么政治考虑批准了针对中国轮胎的特保案，此举给中美贸易摩擦开了“坏先例”是毋庸置疑的。在轮胎特保案结果刚出来的时候，一些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担忧，中国今后可能会遭受越来越密集的贸易保护。专家的担忧正在变为现实。

　　9月17日，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一些钢管产品征收最高60%的反倾销和最高30%的反补贴关税。这些钢管产品主要是用于化工、石油化工、炼油厂及相关业务的进口钢管。而在此前的9月9日，美国商务部刚刚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石油用钢管征收临时反补贴税，税率为10.90%至30.69%。

　　受轮胎特保案影响，目前美国纺织团体和各大纺织工人工会也正在密切沟通，研究对中国进口服装提起421特保调查的可能性。

　　让人不安的是，轮胎特保案的坏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美国，在中美为轮胎特保案争执不下时，印度已经启动了对中国轮胎特保案，巴西也做出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附加税的措施。随后，阿根廷也宣布，参照巴西的做法，对原产于中国的汽车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届时不排除仿效巴西，对中国生产的小汽车用轮胎征收反倾销税。阿根廷和巴西官员还达成一致，对中国产品展开联合反倾销调查。如阿根廷对来自中国的鞋类产品设立最低参考价格，巴西也会采取类似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中国商品出口额达5217亿美元，成为全球出口冠军。国内媒体爆出的另一个数据同样令人咋舌：截至目前，已有55个国家通过了将伤及中国出口商品的保护性措施。

　　保就业是主因

　　“其实贸易保护甚嚣尘上，与轮胎特保案没有直接关系。”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按照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好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就弱，各国都忙于做生意，没有时间和精力打贸易战。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多国家为了自己国内的利益，就会搞贸易保护。美国的轮胎特保案，只是给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行为增加了底气。

　　2008年和2009年，成为印度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高峰年，不仅反倾销调查立案数量创历史新高，涉案金额同比增长20倍，而且开始使用反补贴措施，重新使用保障措施等其他贸易救济措施。

　　而在2004年正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阿根廷，最近一年来对中国产品进行的反倾销调查明显增加，并在调查过程中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计算中国产品的倾销幅度时采纳了其他国家的价格标准，故意大幅提高倾销幅度，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保护，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保护本国就业。美国的轮胎特保案就是由工会提出的，奥巴马在批准该案时，保护本国就业是重要的理由之一。

　　而印度的制造业发展滞后，难以与中国产品抗衡，中国商品价格通常比印度同类产品低10%至70%，义乌、泉州和广州都有不少印度商人，专门进口中国廉价商品。印度方面认为，这对本地的制造业和就业造成了极大冲击。

　　印度为了保护本国就业，甚至对中国工人都实施了“保护主义”，从今年7月开始，全面收紧了对中国的商务签证，允许停留的时间从以前的3到6个月缩短到1至2个月，并要求9月30日前所有持商务签证的工程人员回国办理工作签证。据记者了解，印度工作签证申请时间长，拒签率高，此举将直接限制中国公司派驻印度的员工人数。

　　产业结构惹的祸

　　张燕生认为，中国频繁遭遇到贸易保护的根源，在于中国出口的产品，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属于过剩产品。

　　“你卖得多，人家就卖得少。”张燕生介绍，同为出口大国，像德国就很少遭遇到贸易壁垒。“因为它卖的是附加值高的机器等产品，别人生产不了，必然对德国有依赖，不会产生贸易摩擦。”

　　不过，要靠产业升级来减少贸易摩擦，显然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有关专家建议，短期内贸易结构尚未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还是要通过积极应诉来应对贸易壁垒。

　　中国驻印度商务使馆分析指出，中国企业应诉率仍然较低。像印度在2008年14起做出终裁的案件中，中方企业应诉的只有8起，仅比2007年11起终裁案件中应诉6起略有提高。

　　印度德里大学国际贸易教授阿蒂亚也指出，WTO对反倾销措施应用的规定相对宽泛，一些反倾销措施是基于印方提供的数据，并以印度成本为标准认定倾销，这并不合理，中国企业需加强对反倾销调查的应对，提供中国成本的数据。

　　位于新德里的一家“印中贸易中心”的负责人米什拉建议，中国企业还可以通过商务使馆等渠道，加强与当地商会的沟通，并借助商会的平台，增加与当地政府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