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夏季达沃斯9月10日-12日在中国大连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管理全球风险”分论坛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GOLDIN：各位早上好！21世纪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好的时期，因为在这个世纪中我们克服了贫困和疾病。过去这些问题折磨着我们，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纪中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不仅对中国还是对大连。大连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但全球化也有一定的风险了，如何相互地依赖，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增长，以及所有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在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都会带来激烈的振荡。金融危机也向我们展示出了21世纪第一个系统性的风险，我们看到的流感大流行，反映了21世纪的系统性风险的严峻性。所以，我们看到风险在快速地传播，它的影响越来越大，比此前传播的速度要快得多。这部分我们会讲到全球的风险，我们谈论到什么是主要的风险以及我们如何应对。

　　我们有很好的发言人，发言人会讲到风险不同的角度，而且会给我们在发言几分钟之后，请大家提出问题，来介绍一下你们对这个风险的想法。我们也会讲到食品、水、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讲到在亚洲是如何考虑这些问题的，在中国是如何考虑这些问题的，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食物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在水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何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如何应对气候的问题，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ZEIGLER：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过去50年经济的增长是非常地迅速，亚洲尤其是。而且提供了非常的食物供给。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末的时候，有大量的投资，这些投资收到了丰厚的汇报和生产率在增长，我们知道生产率的增长不是持续快速的，而是在放缓的过程中，食品的价格在不断地增长，短期和长期的忧虑都有。在短期内我们看到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下降，新技术的投资方面在下降。人类资本方面的投资在下降，农业发展方面的投资在下降，这些都导致了滞胀，导致了农业供给的减少。如果我们看到水、土地是有限的、劳动力也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农业和食品的供给现在都面临着压力。

　　从长期来看，我们面对着这样的情况是全球气候的变化，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海平面不断地上升，食品在过去的20年中主要是粮食的增长是来自于填海造田，如果海平面上升，我们的土地会被淹没，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方案，即使我们现在找到了，也需要15到20年来实现。

　　主持人GOLDIN：我们谈到了食品健康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谈到健康的问题。我们谈到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帕金森病等等，还有很多新的疾病即将到来，也许会有人造的风险到来，你认为在健康领域有哪些最重要的风险，制药行业和科学的发展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风险呢？

　　SCHATZ：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我想健康的问题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这是一个风险话题，因为人是非常地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有机体，这样的有机体它的变化是非常慢的，应对变化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我们看到环境和人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新的疾病产生了。人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两百年中，人口的平均寿命从40岁到了70岁，在很多的国家人口的出生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男性的肌肉越来越少，人们的生育率在下降，这些变化都在缓慢地发生。几百年後是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关注那些重要的话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创新和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进行重组，能应对新的趋势，因为新的趋势正在产生，比如说流感的大流行是很好的例子。我们现在在面临流感大流行，上一个大流行是在100年前，而这个大流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去，也许不会带来什么大的影响，而也许相反。但我们总是没有准备好来应对流行，我们的技术都不足够将来控制这些大流行，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技术的投资。

　　主持人GOLDIN：WEST你是如何对这些风险进行建模的，你们对复杂的系统如何进行建模，你从学者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风险如果进行分析。

　　WEST：当我们研究复杂系统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风险的是把系统进行分解。和这些直接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通常在研究环境的时候，在研究金融市场的时候都把它进行分解，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比如说研究健康的问题和疾病的问题。我们在研究任何的话题的时候都会进行分析。

　　这些都是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当你讲到建模的时候，对于复杂的系统进行建模的时候，这种模型刚才SCHATZ已经提到过，我们面临着没有想到的风险和结果，一方面带来的小的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地方的巨大的变化，这就是蝴蝶效应。我们考虑这些问题对它进行分解是具有风险的，因为这些系统非常地复杂。我们需要采取统一的、定量的概念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可以重新系统性地思考整个事情的完整性，并不是对事情进行分解，看每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只关注某一个部分，只关注健康和市场，我们就只能看到局部看不到全局，就不能解决可持续 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真进行建模的话，就会看到很多的风险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们面临着这些风险点。而且这成为了我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事情的驱动因素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它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地看待所有的问题，这种复杂地系统进行建模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全面的思考。我相信我们所应该考虑的教训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看到了很多的危险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主持人GOLDIN：好，我们是否有能够对系统性的风险进行建模我们之后考虑。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对风险进行处理，以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如何进行合作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比如说金融风险和其他的风险我们如何公司合作落解决这个问题。

　　MICHEL-KERJAN：谢谢。我想给大家首先提供一个证据，当我们面临着风险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些风险，比如说如果看一下在过去的4年中发生的人为的灾害你可以看一下对这些风险保险的覆盖。你可以找到25个最重要的风险，在过去的45年中发生的。一半以上是发生在2001年之前，这是我们的证据。也就是说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灾难发生，而且会带来更大的成本的耗费。我们很多的领导人都要为此付出很多的努力来拯救灾难，而且保险公司也要为灾难付保险费。在这样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战略的问题，我想我们每一年都有全球风险的报告，我希望大家能看一下我们的沃顿学院的风险的报告，这个报告中，我们指出前一年当中的最重要的风险，比如说食品危机，因为食品危机我们认为会发生，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这样的报告，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OECD的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人们面临着疾病的风险，另外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在促进增长。我们有更多的国家变得更加地富有，随着你变得更加地富有，都希望保护自己的文化，我们也希望能够保护我们的人群。比如说我在中国就会和中国政府官员谈到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保险市场使中国的人群不受这样的影响，能够为公众提供这种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国家也应该在此之上提供额外的保障。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代表的话，你就应该为这样的问题如何对风险进行保险，因为风险增正在产生中。

　　主持人GOLDIN：我们可以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吗？因为我们之前建立的体系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是否可以采取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

　　NIBLETT：谢谢您的提问。我想在座的都已经注意到的是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是跨国界的，影响了大大小小的国家。不管是能源、金融的整合或者是粮食等问题，都让我们感觉到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地紧密。另外，在这种过程中有很多的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成为世界上更重要、更举足轻重的大国。往往也与其他的一些国家，也许未必在民族利益上相一致，往往之前也有人说民族主义的兴起货币是国家主义的兴起，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呼吁或者是提醒大家，对这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应该有再度抬头的声浪。那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形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我在欧盟里其实就曾经有实习和工作的经验，当时我还在就学。我们在欧美中看到各个成员国在协调的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我们找到了很多协调的解决方案。但也有学到经验跟教训，往往我们在进行协商的时候，对于全球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什么是合法的协商平台。太大的国际组织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联合国。另外，各个国家的文化或者是欧盟或者是八大工业国在经济和工业上有共同的利益，或者说是东盟，另外还有G20高峰会议。另外在这些区域性组织下，一些次区域的组织也许可以发挥更多的效果。

　　第三，从欧盟的经验中我们所学习到的就是如何能够在共同市场中或者是在一个国际组织中能够保证小国的生意，也能获得别人的倾听，或者是贫穷的国家也能不被忽视。另外我们也许必须要找到法律上有约束力的一些协商或者是一些法律的文本。我觉得世贸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相信在谈到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也影响朝着这个方向走，类似于世贸这样的，对全世界参加世贸组织的国家形成约束力的平台，甚至有的时候会靠一些民间的组织或者是NGO。

　　主持人GOLDIN：谢谢您刚才的介绍。我另外忘记介绍了我是代表牛津大学的21世纪学院。现在我们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做提问。最后我们还可以留一点时间让每一位在座的讨论的嘉宾来做简单的总结。所以在座的如果有任何的提问，请大家利用这个机会提出问题，并且说明你的问题是问哪一位演讲人或者是哪一位嘉宾的。

　　Q：我是代表斯坦福大学的，我要问的问题是讲到腐败的相关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讲全球经济的时候，腐败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建立起的全球的机制，而且让新成立的全球的机制怎么让任何的机构重拾信心？

　　Q：我要问的问题是，其中一位嘉宾曾经提到说中国、印度也许对于他们的一些概念或者是对于气候、或者是全球问题并没有很好地整合他们的想法，所以对西方国家来说，你们觉得在气候变化方面你们起到了什么样的带头作用？因为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希望整合到全球的经济中，你希望看到中国印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来解决全球的问题？

　　Q：我是日本上议院的议员，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你们在演讲的时候都没有提到信息或者是谣言的散布，每一次出现全球危机的时候，这种信息散布或者是谣言散布所带来的危险。所以我们针对这种信息的流通或者是对于散布信息有什么样的框架和解决的途径？

　　Q：我们曾经提到过全球的一些粮食危机，但我们好像都没有问到金融危机的问题，是我们都已经懒得再讨论了呢？还是我们的金融危机都已经解决了？

　　主持人GOLDIN：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到腐败，腐败如何影响到我们对风险的管理跟治理，我相信在亚洲有腐败的风险，另外刚才也有人提到了谣言和信息散布的方式是不是有更好的管控，比如说是不是我们的信息体系有更大的风险，这是在科技方面。最后大家也提到了关于金融危机我们到底是否已经解决了？我就开放所有的嘉宾自由地回答认领这些问题。

　　NIBLETT：我先简单地回复这几点问题，你们刚才提到了金融危机，我相信您不用担心，这里我们没有讨论其他的小组会议中肯定也讨论到了。我认为在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在稳定金融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很多的金融机构都已经由政府接管了。我相信也许有政治上的压力，使得我们现在做我们做的事情。但在政府的举措背后还有很多商业的问题，比如说商业资产或者是商业抵押贷款背后所有的风险，这些风险如果完全地从金融体系中剥离出来是需要更多的政治风险跟政治勇气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不想说太多了，美国的一个重量级的政策制定者说，我们必须要唤醒全球的人，我们的觉醒是在信息分享的时候，尤其是信息在全球各地快速散布的时候，往往也使得政府能够透过这种信息的散布左右视听或者是大众的舆论和看法，帮助政府在谈判中处在更有利的位置上。所以我认为信息这部分的问题是政府没有办法也没有很好正视的问题。政府的确对信息风险方面处理得并不是很好。

　　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在崛起中的大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引导世界重要的方式要通过金融的途径或者是解决的途径，比如说透过开放的经济和其他的商业活动，比如说农业或者是世贸这些的平台。我相信这种方式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比其他一些实体的资产或者是资源的转移会更有帮助。如果从基础建设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能够有非常可持续的基础建设，不仅仅是中国、印度本身的基础建设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之外，同时也可以着眼于更大的议题，比如说气候变化。我觉得这个方向得我们更有利。

　　ZEIGLER：我简单地针对全球的粮食供应来回答当时的提问。大家往往会忽略如果出现经济紧缩的情形。低收入的人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他们买食物的钱会减少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使得粮食的价格上升。也就使得低收入的人更买不起粮食了。经常发生的一些情形，往往使我们更加震惊。很多三岁以下的贫困孩子，很可能会因为几个月的粮食缺乏的影响，造成终生的发育不良、影响不良。

　　MICHEL-KERJAN：我认为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些好消息的。中国和印度到底从西方那里可以吸取到什么样的经验。我发现美国如何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时候和中国引对汶川地震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完全惊讶。因为中国在应对汶川地震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地好。我认为对面临这种大规模灾变的时候，中国在汶川的处理方式已经成为了西方国家的重要借鉴。除此之外，我觉得信息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能够更好地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警告或者是分享信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所有的人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在现在的传染病方面的一些管理，运用了大量信息传播的技术。

　　很遗憾我们现在的论坛也只有两天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能进一步地展开讨论。但我们在很多的意外，有人出车祸、有人伤亡我们只是汲取了一时的教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就开始又超速了。所以对驾驶人我们有什么样的持续、永恒的激励，让大家知道以后不要再超速。在解决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的时候我觉得是一样的态度。如果自然灾害的影响是20亿也许不是很多，但如果自然灾害的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会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WEST：我想说一点我觉得我们讲到风险的时候没有关于风险的科学，风险并不是一个科学，它的特点并没有进行很好的界定。我们如何把飓风的风险、地震的风险和股票市场崩盘的风险如何进行比较？也许我们会对世界进行更好的分析，知道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我们和经济反映的方式、市场的结构都没有包含这种对于风险的准确的分析的成份。我们认为，现在科学的发展非常地复杂，科学现在开始关注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能量化地分析风险的问题，并对风险进行量化的预测。

　　主持人GOLDIN：关于腐败的问题我想讲一下，腐败是一个重大的风险，比如说我们作出决定，告诉我们如何建房子。比如说办公楼和大坝如何建立，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如果有腐败我们就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我们要保证我们有正确的事情得到关注。而且整个制度会被腐败侵蚀。比如说因特网中也有各种各样的腐败发生。21世纪需要因特网应对腐败的问题。

　　Q：我们讨论到了宏观政策，公司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在座的各位认为在多大程度上公司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风险，并且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缓解这些风险，你觉得这些措施是成功的吗？

　　Q：我想大家关注的主题是危机，金融危机我想主要的原因是道德的问题。不可否认还有周期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三年或者是五年总会过去。但气候变化问题使所有的危机都会放大。联合国已经证明主要是人为的因素，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尽共同的责任。联合国也认为是有区别的责任。这个问题大家都期待着哥本哈根会议会有一个好的共识和推动，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第二个问题，达沃斯论坛能在这方面起到哪些推动作用？谢谢！

　　Q：我来自于新华社，我想问NIBLETT先生一个问题，刚才你讲到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我非常跟兴趣。因为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有所抬头。你觉得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会促进或者是会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听听您的回应。

　　Q：我想听大家介绍一下反应过度这样的风险，比如说在金融行业大家都认为，人们应对反应过度了。现在新疆很多的人不愿意上街，因为有暴力事件的发生，我想对过度反应有什么样的看法？

　　主持人GOLDIN：首先请回答一下公司可以做哪些工作管理系统性的风险。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年中变化非常地神速。从公司的角度来讲，简直是目不暇给。在早期预警系统中，这些企业是否建立了这样的系统呢？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对公司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从监管者那里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第三方合作伙伴对你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我们看到在过去10到15年中我们面临的风险是逐渐产生的，我们对这些风险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这些风险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积极地管理这些风险，而不是风险发生以后再去应对。风险也带来了业务的机会，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很多的企业家，我们都希望带来增长，这次的话题就是要促进增长。所以企业家是一个会议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看到风险不仅带来了挑战而且带来了机会，能对那些快速采取行动的公司是机会。这些公司可以找到新业务的机会，生产新的产品和提供新的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价值。我觉得将来我们应该看到应对的两面，不仅看到风险也应该看到机会。我们应该吸引更多的人才，因为人才可以改变世界，我们希望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这样非常地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做好生意。

　　主持人GOLDIN：下一个问题是放松监管的问题。

　　MICHEL-KERJAN：这个问题监管是否是恰当的。党政的官员必须要对选民负责，金融危机是非常地巨大的，没有人能对金融危机负责，也没有人声称对金融危机负责，各个国家说大的银行应该负责，它的风险管理应该得到更好地改善，处理好自己的糟糕的资产。但是银行会说是缺乏监管导致了这些产品的产生，有一些机构没有做好工作，所以每个人都在抱怨是其他人出了问题。危机产生之后我们会有一些行动和反应，当然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也会产生负面的效应。过度的监管会产生一些成本，这是我们希望避免的。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风险和灾难的发生，只是因为我们的相互依存性在增加。中国发生的地震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因为沃尔玛80%的供应商是在中国，所以中国发生任何的问题沃尔玛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世界的相互依赖性在增长。以前没有想到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和正常的运作。现在已经有许多主要的大企业机会在风险中产生了。如果你运营的是一个大的公司或者是小的公司，你要问的问题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资产。那这只是风险管理1.0版本，这不是你仅仅应该关注的问题，您还应该关注在风险的环境中我们如何赚钱。比如说金融行业有很多的保险公司推出了很多的产品，这些产品就应该使我们考虑到新的机会。

　　主持人GOLDIN：我想你是环保主义者，你会介绍一下哥本哈根会议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吗？是不是能够帮助全球气候变化得到缓解？

　　ZEIGLER：我们应该把农业放在日程中，因为我觉得农业和环境是相关的问题，应该放到哥本哈根会议的日程中。我不知道能源的问题会提到什么样的高度来讨论。我觉得农业和环境问题应该联合起来进行讨论来帮助我们缓解气候的变化。

　　这个问题非常地有意思，另外我还对另外一个问题感兴趣，就是过度反应的问题。我们看到2007年、2008年食品危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越南、印度的政策出现了问题，使得价格大幅度地上升。但如果看一下印度的情况，他们的反映是什么样的？他的反应可能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印度出现了非常多的稻米的储备，而现在这些储备在下降。如果没有储备的话他们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判断这个反应是不是过度的，我们就应该考虑在什么样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考虑。我们要确定不同的角度和标准来评价是不是过度反应了。

　　WEST：我想讲一下风险管理的问题，我以前在波音工作过，它非常关注风险的问题，降低风险的方法是起飞的飞机中，变成在多国生产的公司。这样不仅利润全球共享，风险也可以全球共享。这是一个新的想法。在市场中，我们经常会面临这样的风险，我们必须要理解风险变化的趋势，要了解失败的风险是什么。失败的风险并不是说飞机是不是会工作，而是说飞机是不是会延迟进入市场。如果他们不能够按时提交订单，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诉讼。他们面临了这样的问题，他们需要理解网络所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理解风险分布的方式，许多公司都非常地关注我们应该使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风险。在处理风险的时候，我们不仅应该处理环境的风险，其他的风险也应该保护。

　　主持人GOLDIN：最后一个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

　　NIBLETT：我们可以面对金融危机，但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大幅度地抬头。比如说20国集团在金融危机后没有引入贸易壁垒。所有的壁垒是非贸易的，比如说海关的规则和动植物检疫的规则。这些贸易保护主义都不会对于整个开放的市场系统带来大的危险。政府也希望他们国家的经济环境大家改善，同时他们也承诺在长期之内开放市场，在长期之内我的想法是相当地乐观的。因为政府现在面临着贸易的流动、货物的流动、金融的流动，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市场经济关闭，所以我们必须要依赖开放的市场才能得到正确的支持。

　　NIBLETT：我们会问世贸组织在多哈回合探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为。但我认为农业上的问题会牵扯到政治上的问题，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乐观。刚才有一个问题提到了萨奥法案的问题，我是住在伦敦的。我很惊讶地发现，如果我们要让伦敦维持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如此，如果要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希望能吸引大家投资，来到自己的市场上市，我觉得像萨奥法案这样子往往会遏制或者是让很多人不敢进入法规过研的金融市场。

　　主持人GOLDIN：接下来我们请前面的几位回答剩下的三位的问题。

　　Q：你们认为网络成瘾是不是应该考虑。21世纪互联网造成了经济的繁荣，但也造成了青少年是成人的网络成瘾。这是不是全球的问题，从互联网产业或者是手机移动产业移动的公司，是否应该对使用者成瘾的悲剧现象有一些责任或者是尽一些义务做更多的事情？

　　Q：我是东方日报的，我要提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全球的领导人提到重建金融体制的时候说，要关注社会责任和社会背景。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把社会责任当成一个很好的托词或者是借口？

　　Q：我在中东生活，我们请所有的嘉宾回答我们现在没有讨论到的风险就是恐怖主义的风险。因为它起源于政治上的不稳定。好像目前没有化解的可能。

　　Q：我是来自苏丹的。我想问大家关于腐败以及粮食安全的问题，以及全球农业资源的萎缩。因为我觉得在有些国家土地可能是非常富裕的，但是很多寻求粮食安全的国家跑到土地富裕的国家剥夺他们的粮食，或者是希望到这些土地富裕的国家希望寻求商机。但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腐败。所以您认为这种情形——为了保证粮食而出现的种种的商业行为是不是的确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苏丹就是这是一个身受其害的国家。请各位做简短的评论。

　　主持人GOLDIN：只剩下7分钟的时间来做总结。

　　ZEIGLER：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比如说媒体经常会用土地掠夺的方式来报道这种问题。在这些相对劳力非常少但土地很富裕的国家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把这些国家变成生产力好的国家，或者是对全球的粮食问题有贡献的话，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第一，不管做什么样的问题，环境是可持续的，社会是负责任的。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我们必须和所有的各方保证我们不会荒废我们的机会。

　　MICHEL-KERJAN：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是在大连新领军者委员会的成员。我们谈到了金融上的问题，但讲到风险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风险能不能先行对风险进行测量，测量了以后才能进行评估和控制。我们现在要用的一个想法是一种海啸型的想法。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颠覆性的想法和思维来面对全球的风险。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球风险与5、6年前所面临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第一代的风险管理在很多企业中的概念也许已经做到了。但做完了以后也许可以进到第二代的风险管理，就是风险已经控制住了以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但如果连初期管控都没有做到的话是没有办法往下走的。

　　SCHATZ：我谈谈互联网的问题，谈谈互联网时代的演变。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中新一代互动的方式和成长的方式与我们的年代非常不一样。我们不确定这会给我们带到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路。因为最终有可能青年人在互联网的活动对我们来说会带来不可磨灭的坏处。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先建立测量的指标，对互联网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测量和预测。

　　WEST：这方面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我同意你刚才所说的。我觉得风险测量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数十亿年来都是这样子。但我们的生命力一直是非常旺盛的。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问社会、人类的生命力，也许不同于个人的生命力。但它也经过了演化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从生理上的生命力转化成小的社区和国家、一个群体的生命力。我们个人的生命力往往是取决于规模经济。但社会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创新以及我们社会的可持续性。因为我们个人的生命力往往是希望透过规模经济，越多平均成本越少。但讲到社会生命力的时候，可能越少就是越多。我相信所有的人也许会不断地长大，但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不会再长高或者是更重了。社会是有无穷的潜力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地进步把我们的脚步加快。才能避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所有的问题。

　　NIBLETT：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市场中的一体化越来越密切了。一旦出现了恐怖主义的攻击的话对我们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住在华盛顿，当时出现了有人用炭疽菌放在了男士的洗手间中，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消除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地小心，不要把这种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威胁，和民族主义带来的威胁混为一谈。如果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其他的人毁灭的话，那么我相信这种意图是不可持续的。但我相信历史鉴证了强权和弱势群体之间的抗争，这是千古不变的冲突。

　　主持人GOLDIN：谢谢你们的回答。我现在想简单地进行总结。很遗憾没有回答其他的问题。全球的风险是取决于我们技术说的一些改进，比如说出现了对癌症的治疗以及互联网的出现。所有的创新使得我们在教育等方面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好处，比如说互联网可以使农村的小孩看到在牛津大学所做的研究。但我们必须要同时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同样的机会，让这些贫困的孩子累积他们的财富，学习和创新。所有的问题都是有两面性的，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取决于个人的力量。一个骇客就可以把互联网破解。所以我觉得对任何一个个人的信任，信任本身是最关键的。我认为，从政府到企业到公民社会，都必须要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受到今天的一些政治的角力和民族主义的情感，我们必须要超越国家的层面。所以现在全球面临的任务是要对全球面临的问题要超国际来思考。我们新领军者会议就是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希望通过论坛提高大家的意识。我们希望大家听完了这些讨论以后，能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就像我们的汽车需要保险，或者是这些保险本身也许制约了一些发展，但是机会是在哪里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设定的政策而不往更多的方向考虑。我们承认风险是存在的，但必须要应对的方式以避免全球的崩溃。因为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在此谢谢各位听众的参与，并且谢谢各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对话。谢谢克劳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