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至12日，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论坛主题词为“重振增长”。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开幕式上致辞，他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他呼吁各国应继续努力，度过危机。

　　可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回暖，是世界经济抵御金融危机的重要变量。尽管世界遭遇强度不亚于1929年大萧条时代的金融危机，但由于各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高强度经济刺激和联合行动（总的经济刺激金额大约占世界GDP的30%），使得目前世界经济的状态要远远好于去年的悲观预期。

　　大多数人都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类比1929年的经济危机，但其实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是世界经济力量结构上的差异。1929年危机的策源地是美国和欧洲，此前它们都处于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形态中，而除此以外，外围世界基本上都是衰退的传统型社会，一旦美欧世界经济引擎“熄火”，没有替代者。实际上，197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也大体如此，用当时风行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沃勒斯坦）来说，依然是核心资本主义地带的增长乏力以及外围世界的“不可期待”。

　　但是，真正的局面在1979年后展开，全球化和自由市场逐渐深入人心，那些原本处于“外围的国家”在利用全球化和自由市场力量的同时，探索适合本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亚洲发展模式，即尊重经济自由、产权保护以及鼓励资本和贸易的同时，利用政府的主导力，在自由化、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恰是这些“外围国家”的大面积崛起，促使了世界经济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四国不仅仅代表着新兴市场阵营，同时也隐喻着世界经济权势力量的多元化。以中国和印度为例，1995年到200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229%，印度增长了112%，而同期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为63%，其中美国为45%，欧盟仅为37%。

　　而这次以美国为策源地的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被单调线性的悲观预测所“猜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过去的所谓“外围世界”的“主流化”、新兴市场的“部分砥柱化”以及全球经济权势的“分散化”。美国因金融危机衰退导致的“真空”能够有所“填补”，美国消费下降对世界贸易的冲击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内需提振”下得到部分缓解。

　　达沃斯论坛5个议题中有一个议题是讨论“亚洲发展模式”。尽管这个话题在1980年代日本带动“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时被津津乐道，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变得黯淡。即使有如此的命运反复，“亚洲发展模式”重新被评估依然是一件充满魅力的大事，因为在欧美模式之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选择中，经历跌宕起伏的亚洲发展模式依然是最成功的。我们不用在“美国式资本主义”暂时衰落之际，过度夸大“亚洲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以及合理性，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激发出不带偏见和意识形态的智慧，来审视“亚洲发展模式”的核心命题、适用边界以及是否存在不利于“持续性发展”的软肋。可以确定的是，外围国家“主流化”、新兴市场“砥柱化”的根本力量不是来自“发展模式”的优劣比较或者意识形态的胜负，而是1980年代后全世界30多亿人口自发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他们开始寻找合适的定位、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迸发创造热情。而这一丰硕的成就也在金融危机的肆虐中变成了新的“稳定器”，见证着新的伟大力量的更迭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