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当前存在的问题应该描述为债务增速明显放缓。从结构上看，由于疫情产生的“疤痕效应”仍未消退，企业经营者特别是民营资本信心尚未真正恢复，居民消费和投资信心不足，地方政府受制于高企的城投债务压力，被迫从资产负债表“扩张”转向“修复”，债务增速放缓带来的“负反馈”加剧了实体经济面临的需求不足困境。

分主体看，杠杆率或者说债务增长主要来自四个部门：企业、居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具体而言：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于大多数国家。同时，从企业资本开支的动机来看，盈利预期和产能利用率是两大核心影响因素。我国居民杠杆率已经超过60%，基本与发达国家接近，而且从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还本付息/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看，压力甚至比发达国家还大。财政紧平衡背景下收支矛盾不断加大，土地市场下行导致城投平台扩张背后的土地财政依赖大幅弱化。相比之下，我国中央政府部门杠杆率仅为21.4%，距离60%的警戒线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综合可持续性、提升效率等多个政策目标看，未来财政政策发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破局：一是提高直接税比重。二是发挥公有制优势，提高国企贡献度。三是创新基建投融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