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业务打造为建设银行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对市场新形势、新变化的战略支点，全面推进普惠金融战略实施，全力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其根本在于普惠金融的思路和逻辑与做大企业有很大差异，需要一套独立的、具有差异性的服务思路、运营体系和监管体系

普惠金融存在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的问题，“所以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也要从这三个角度突破，要探索适合小微、‘三农’等普惠金融风险管理与监管考核的体制机制，这样也更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业务以及做好相应的风险管理工作”。

温彬认为，目前，普惠金融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差异。“从商业模式讲，制约普惠金融发展最大的因素是，普惠金融存在风险偏高、收益较低的特点，鉴于这些，银行的积极性可能不高。因此，需要打破原有的发展，建立新的机制体制。”

“考虑到普惠金融的风险和成本，应该对普惠金融实行有别于商业银行内部其他业务的专营化经营机制，确保商业银行有动力持续加大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通过建立专门的综合服务、统计核算、风险管理、资源配置和考核评价等机制，在机制体制上给予保证。此外，风险和收益是要相匹配的，随着银行对小微普惠金融领域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也会降低其风险补偿的要求，从而降低整体的贷款成本，从而解决小微企业、‘三农’等融资贵的问题。”

目前银行唯一的红利方向，不是政策，不是人口因素，而是科技。平常一些小额、短期的贷款，银行往往不愿意做，因为征信数据不全、成本高、效率低等因素影响了经营上的可持续性，所以很难做到普惠。但有了技术就不一样，技术使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在发展普惠金融业务时更加有底气和信心。

年报显示，各大银行普惠金融相关机制在不断健全，普惠金融贷款增速也较快。建行在2018年率先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全行战略进行部署安排，全面规划布局，制定了普惠金融战略三年规划。截至2018年末，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6310.17亿元，较上年增加2125.15亿元，增幅50.78%。农行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银保监会“两增两控”监管口径普惠金融贷款余额4937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107亿元，同比增速28.9%，高于全行贷款增速。中行年末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04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26%，也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增速。工行在总行和一级分行层面设立普惠金融推进委员会，承担三农信贷政策推进和统筹管理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也纷纷运用各类互联网和技术手段，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以及进行相关风险的控制。

在日前举行的CPCP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客户保护与赋能国际研讨会上，建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为忠表示，金融科技提供了一种新的效率模式和效率途径，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改变了风险甄别的成本和效率问题，另一方面移动互联也改变了客户对金融的认识，使得银行获取客户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他介绍称，建行利用大数据来破解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提出了“五化”模式和“三一”模式，“五化”是指批量化获客、精准化画像、自动化审批、智能化控险和综合化服务，“三一”是一站式服务、一分钟放款、一价式收费，这是数据和数字金融推动线上作业、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体现。

传统金融机构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时要做好线上线下结合，进行优势互补。“客户的成长和综合服务、深度服务的需求，仅通过技术是很难解决的。因此，传统银行的优势要充分发挥出来。传统银行经过多年的深耕市场，建立了庞大的网点机构和众多的客户经理等多层级人员，能更好地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因此，要整体性、系统化地思考，要在精准营销、细分金融生态场景、启发用户金融需求、提供综合服务及风险控制等多方面进行进一步重新调适和优化组合，将线上线下优势加法互补，提升触达客户和服务客户的能力。

普惠金融的思路和逻辑与做大企业有很大差异，需要一套独立的具有差异性的服务思路、运营体系和监管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秘书长刘澄清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有资金优势，且还拥有众多全国性的网点，“除了自己做之外，还可以赋能给中小金融机构。”不过，他也表示，大银行已经积累了一批大企业客户，做普惠金融的话意味着要去服务底层客户。服务普惠金融客户和服务大企业客户的思路和逻辑不一样，因此，银行的普惠金融事业部一定要单独进行绩效考核，且在风险容忍度上要更高些，利率水平也要和一般贷款有一定差异。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汤烫建言，要设立专门的普惠金融银行，“中国的普惠金融市场非常非常大，我们要有专门的普惠金融银行，专门做普惠金融的机构，并且给普惠金融制定一套专门的监管制度，机构遵守相关制度和规则，可享受相应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