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22日，星期日。纽约中央公园对面的广场饭店白金会议厅内，聚集着美、日、德、英、法5个最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经过最后几个小时的讨价还价，这些最有经济权力的人达成了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压低美元的重大决定，史称“广场协议”。尽管这次会议还做出了反击贸易保护主义、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的另外两项决议，但是几乎所有的关注焦点都集中于“美元贬值，日元升值”，这是1944年布雷顿会议以来，西方主要大国关于国际汇率体系所达成的最重要的一个协议。历史也已经证明它是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国货币史上的又一个分水岭。纽约广场饭店也因此名扬四海、遗留史册。

 　 日元，“黄袍加身”

　　历史总不乏辉煌的时代。经过战后30年的辛勤奋斗以及国家主导市场的宏观经济模式和“株式会社”的微观产业形式，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终于收获了其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日本的崛起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冷战的国际结构，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日本得到了美国慷慨的支持，这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引以为豪的成功案例。

　　日本的经济成功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重大的事件。此时，美国仍然深陷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所带来的“经济滞胀”的后遗症中，三大传统产业纺织业、钢铁业和汽车业在日本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保护主义的幽灵弥漫整个国会山庄。眼看着世界经济霸主的江山就要从此易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在此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日本第一》。

　　面对这种自19世纪末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1981年罗纳德·里根胸怀重振“强大美国”的抱负登上美国最高权力舞台。在里根看来“强大美元”就是“强大美国”的象征。他任命与他的名字仅相差一个字母的唐纳德·里甘财担任政部长，这位美林集团的前总裁根据当时盛行的供给经济学理论，积极推行对企业的减税政策，实现整体经济的扩张，以带来税收的增加。与此同时，美联储在“反通胀的斗士”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推行高利率政策。两种原因叠加，世界流动资本如潮水般涌向美国，美元价格狂飙直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迎来了第一个“强势美元”时代。

　　但是“强大美元”并没有带来“强大美国”，相反，高扬的美元使美国的制造业更加雪上加霜。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美国的产业界与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他们眼睛一眨，就冒出个震动世界的提议：敦促里根政府借助外交力量，迫使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实施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改革。这一方面可以实现金融巨头们进行海外扩张的梦想，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必然会带来日元的升值，从而缓解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压力。美国制造业的代表卡特彼勒公司甚至专门发表了一份以其总裁命名的《摩根报告书》，提出了要求日本进行金融改革的十一项建议。一个制造类企业居然对另一个国家的宏观金融体制如此“热心”，这恐怕也只会发生在当时的美国。

　　美国人总是具有将思想快速付诸实施的能力。1983年10月，美国财政部首次向日本提出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大改革要求。对日本而言，这完全是一场突然袭击，因为在一个月前的IMF和世界银行大会上，里甘和日本大藏相竹下登会面的时候，还丝毫没有任何征兆。而此时，日本的金融体制还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体系，众多的法律和政策把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分割开来，要改革这样的体系绝非一朝之功。对此，美国财政部的解释是，在几天前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上，财政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所有经济阁员一致认为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是造成美元走高、产业竞争力下降、贸易赤字攀升的根本原因，而财政部在此问题上却无所作为。

　　 这次由财政部副部长出马的通告，拉开了此后长达4年的美日货币外交的序幕。作为对里根当年11月访日的“献礼”，美国财政部和日本大藏省决定成立“日元美元汇率问题协商特别小组”，也即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并于次年2月开始运作，成为日美货币外交的核心平台。日本大藏省在以前总是处理国内事务，此刻却第一次被拉出来进行国际谈判，承担外交职责。

　　里根访问日本之后，两国发表财政部长共同声明，要推行日本金融自由化，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能够获得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资格，实际上，由于里甘出生美林的背景，可以看成是梅林强烈要求东证的会员资格。而且，美国政府也首次公开表态支持日元的国际化，推动日元发挥第二种结算货币的作用，以分担美元作为基准货币的“公共职责”。

　　颇具玩味的是，面对美国“帮助日本成为世界金融大国”的压力，日本最初表现得很不情愿。这一纸共同声明被当时的舆论认为是“金融黒船到来了”（“黒船”是19世纪中后期对欧美列强驶向日本的军舰的称呼）。所谓的日美首脑会谈，也被认为是最大限度的服务于美国对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战略。而当时大藏省内的气氛，的确和“黒船”来到时的江户城有异曲同工之妙。《金融战败》和《美国改造日本》等论著就是对当时日本国内情绪的生动反映。日元在仓促中，被强行“黄袍加身”。

　　从1984年2月到5月期间，日元美元委员会召开了六次工作谈判，并发表了具有谈判成果性质的报告书，开诚布公的宣称：“最终的结果是日元和美元以及德国马克一样，成为世界货币。日本的外贸规模排在世界第二，这样，日本的货币就可以在国际交易中取得相应的地位。……如果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的贸易国家，日元也应该成为世界第二的货币”。但是，报告的点睛之笔却是：“长远地看日元的国际化，我们希望日元最后能升值。”一语道破天机，美国支持日元国际化的背后，是以日元升值作为交换。

　　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也对外发布了《金融自由化以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的报告，日元的国际化开始正式扬帆启程。尽管日元的国际化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已经提出，但它正式成为日本国际经济战略的重要一环，却是1980年代中期的事情。历史的吊诡在于，日本的货币和金融力量并非日本自发培植起来的，反而是其“经济对手”美国“黄袍加身”的结果。美元的衰落需要日元分担其作为基准货币的义务，并“迫使”日元成长为一种世界货币。而作为世界货币的日元必然要有开放的金融市场，这又迎合了美国的利益。日元国际化的这种特殊之处，为其此后的兴衰沉浮乃至整个日本经济的跌宕起落都埋下了伏笔。

　　“大国梦”的开始和破灭

　　日本的转变速度是惊人的。从最开始被动的“黄袍加身”，到后来半推半就，并最终欣然接受作为世界第二大货币的地位，日本财经界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报告出台之后，日元虽然升值，但幅度缓慢，美元仍在高位上运行，美国的贸易赤字仍在扩大。里根政府在第二任期对财政部的班底进行全面改组，坚持对货币市场放任自由的里甘被随时准备动用政府之手压低美元汇率的詹姆斯·贝克取代。这预示着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重大调整。

　　贝克主导了1985年上半年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货币谈判，并显示了高超的外交技巧（这也使得他后来被老布什相中，担任专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1985年9月的广场会议是二战后国际货币外交的一个顶点，其中的两大主角就是美国和日本。广场协议顺利得连美国人都深感意外。沃尔克回忆说：最令人吃惊的是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最后甚至还大度地说“贬值20%，没问题”。这次会议达成协议，各国政府动用102亿美元的资金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压低美元，五大国政府集中如此规模的资金联合进行汇率干预是史无前例的，也只有长袖善舞的贝克才能做到。广场协议中商定“在不久的将来将美元修正10%-12%”的目标，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其他四国货币中，升值最大的就是日元。1982年，美元兑日元曾接近1比280的最高位，在广场协议前1美元也约合240亿美元。协议之后，美元一路下滑，在次年5月12日，突破了1比160的大关，第二天，连贝克也发表谈话称，“美元与日元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充分调整，不会继续压低美元了”，日元相对于美元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升值了30%。此后，日元继续走强，在1988年甚至接近1比120，升值幅度超过50%。在和平时期，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货币关系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幅的调整，这在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当美国经济因为过于高扬的美元而陷入疲敝时，日本在所有工业国中给予了坚定而“无私”的支持。

　　升值后的日元成为全球最强势的货币之一。日本货币当局也全力推进日元国际化进程，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大量贷出日元。靠着这些贷款和援助，日元在亚洲的扩张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不仅如此，日本还将日元国际化的重点放在培育欧洲日元市场，通过在欧洲发行债券和贷款，日元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流通规模也迅速扩大。世界出现了美元、日元和马克“三驾货币马车”呈鼎立之足的态势。相应地，日本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也有重大进展，1985年12月，美林等6家外国券商如愿取得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资格。

　　作为对日本“听话”的奖赏，美国同意其在世界银行的份额排名由以前的第5位提升至第2位。无独有偶，几年后，通过支持美国设计的援助拉丁美洲的“布雷迪计划”，换取了美国的支持，并通过承诺支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成立，进而换取了欧洲的支持，日本在IMF中的出资排位也提到了第二位。努力配合美国的国际金融战略，并小心翼翼的发挥自身的金融杠杆，然后求得在国际经济机构中更大的发言权，在成长为金融货币大国的过程中，日本一直沿用了这种议题联系的谈判战略，它也构成20世纪80年代日美金融货币谈判的基本特征。

　　日元的升值成就了日本的“大国梦”。通过发挥日元的影响力，并借助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日元外交，日本正式确立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开始大规模进军美国资本市场，掀起了“购买”美国的狂潮，“日本威胁论”在1980年代的末期达到顶峰，而保罗·肯尼迪的巨作《大国的兴衰》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问世便洛阳纸贵。

　　好景不长，祸福相依，噩梦接踵而至。日元在短时间里的剧烈升值和金融市场在短期里的自由化，带来了日本经济的整体不适。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自由化路线确实带来了高效率的市场，1988年至1989年空前高涨的自豪感覆盖了整个国家，日元价格的短期飙升，把日本的投资热度提升到了顶点，经营者和投资家都豪情万丈，这在悄然间累积了大量的金融泡沫。从1987年开始，为了抑制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进一步刺激了股市和楼市的高涨。不良债权的问题随之贯穿了整个1990年代，成为日本经济的沉重包袱。

　　更加致命的是，在日元暴涨的情况下，新兴工业经济体在价格上占据了有利地位，日本制造业的生产基地最初是向东南亚，后来向中国转移，它们逐渐取代了日本的对美出口业务。这虽然进一步点亮了“东亚奇迹”的照明灯（日元升值还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原因”），而对日本，伴随而来的却是国内产业空洞化。

　　不仅如此，日元汇率的上升并没有使美国的贸易赤字得到明显改善，1989-1990年，美国又在贸易上对日本发动了的谈判攻势，以此彻底改变门户闭锁的日本。日本企业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被美国强行拉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擂台上。而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在应对IT经济的兴起时，却显得老态龙钟、步履迟缓。日本制造业的“奇迹”随之宣告终结。

　　此后日本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期间伴随着异常的痛苦。日本记者陇田洋一在《日美货币谈判》中写道：“10年以后，1996年，宫泽喜一（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大藏相）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说，对日本来讲，广场协议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经济事件。日本企业到海外投资，使亚洲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汇率是可怕的东西，能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经历了1980年代短暂的辉煌之后，日元的地位在1990年代随之急转直下，1995年，美元在“克林顿繁荣”中迎来了第二个“强势美元”时代，重新将日元赶下了马。而此后在东亚金融危机之中，日本政府表现“拙劣”，日元成为世界货币的梦想终于化为一团泡影。

    人民币，战略性的自主远航

　　从日元美元委员会开始，经过广场协议，美国用了6年的时间撬开了东京金融市场的大门，推动了日元的升值，实现了日元的部分国际化，从而减轻了美元作为基准货币的负担，也缓解了美国贸易赤字。随后，日本积累大量“经济泡沫”，接着骤然破灭；而美国则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捷足先登，再领风骚，直到不再将日本当作竞争对手。

　　这是20世纪末期，世界大国角逐场上，所上演的一段最富悲剧性的故事。

　　二十年一个轮回，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从1990年代开始，在日本的身旁，逐渐出现了一个新的巨大的经济体，它就是中国。中国在21世纪的头几年逐渐替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2003年，正好是当年日美首度交锋后的20年，美国国会的两位议员首次挑起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布什政府迅速做出了回应，从而拉开了中美人民币汇率争端的序幕。20年前的一幕似乎正在今天重演，甚至连施压的内容也高度一致：改革封闭的金融市场，实现人民币的大幅升值。

　　经过两年的多轮交锋，2005年8月15日，周小川宣布实行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此后，人民币开始升值。2006年，在财政部长鲍尔森的推动下，中美成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专门集中讨论中美金融与货币关系问题，这像极了当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和当年的里甘一样，鲍尔森也是从华尔街金融财团的大位上转为财政首长的。到2008年下半年，人民币累计升值超过20%。

　　日本的故事对中国非常重要。

　　细心的观察者还是发现两者之间的许多微妙不同，美国在推动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和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却决口不提；相反，倒是中国政府从2009年开始，主动将人民币国际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由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创建“非主权货币”的倡议，打响了反对美元霸权“第一枪”。与当年日元在仓促间被迫“黄袍加身”相比，人民币的国际化则是经过精心谋划和足够准备之后的一场战略性的自主远航。而且，人民币的汇率升值，也并非随美国的“号令”而舞，一直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路线，3年升值20%，这与日本半年便升值30%有着天壤之别。

　　中国要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国，仅仅有GDP的高速增长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强大的货币和金融实力，而后者在资本力量被全球化进一步放大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封闭的金融体系不可能孕育世界性的货币。中国政府已经自主的认识到这一点，而非他国灌输和高压的结果。

　　大国竞争，刀光霍霍。货币外交的背后，是一个政治较量和安全角力的世界。广场协议的前后，美国正在和苏联进行最后的冷战搏斗，而日本在政治和安全上，是美国最忠实的“小伙伴”。20年之后，美国向中国发动同样的货币攻势的时候，苏联已经崩溃十多年了，欧元也已经问世，成为美元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中国则在政治上被认为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至少决不会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是美国的盟友。这也使得中国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从而按照自己的步伐进行金融改革。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与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的美国和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一样，中国经济也面临着“金融泡沫”的危险。为了应对人民币的过度升值以及后来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的货币，而这些货币有不少进入了楼市和股市，推动了与日本同样的泡沫，如果这些泡沫破裂，中国则有可能陷入类似的危机中。几年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写了本《脆弱的超级大国》，轰动一时。广场协议后的日本是本活生生的教材，中国当引以为戒。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国际关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