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

2009-08-21 17:331064

本币的国际化对于大国拓展其国际影响力,避免受制于人具有重要意义。货币国际化是其内在经济实力的货币表现,是其影响力的又一个表现手段,也是保持其获得的经济实力的重要手段。

  本币的国际化对于大国拓展其国际影响力,避免受制于人具有重要意义。货币国际化是其内在经济实力的货币表现,是其影响力的又一个表现手段,也是保持其获得的经济实力的重要手段。英国、美国在实现其经济霸主地位的同时,推行并实现了本币的国际化,这有助于其保持经济的长期繁荣。德国坚持了本币的国际化,也保持了经济的相对稳定。

  大国崛起需要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支持对于以外币形式拥有大量对外净资产或负债的国家,尤其是那些本币尚未实现国际化,或虽然实现了国际化、但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不高的国家,将面临以下三个风险,从而对该国的经济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

  一是流动性风险。由于本国不是这些资产计价货币的发行主体,缺乏为其提供最后贷款人的流动性调控手段,一旦发生市场动荡,出现流动性短缺,不得不借助市场的融资功能,而这时往往也是该国融资能力最弱的时候。当前的国际金融组织虽提供了一些流动性调剂手段,但条件苛刻且杯水车薪,贡献有限。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的是,与经常项目收支相对应的净资产(负债)不论是掌握在居民手中(以外币形式),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外汇储备,与此同时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在本国都将产生类似于基础货币的多倍货币创造过程。一旦收缩,就会产生多倍收缩现象,引发更大的流动性问题。即使对于那些拥有足够外汇储备的国家,要在短时间内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也会对外币资产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产生恶性循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日本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但也不得不与多国央行签订互换协议,应对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二是市场价值波动的风险。不论以何种货币拥有资产,甚至以本币拥有,也不得不面对市场价值波动风险。但在以本币标价的风险中,管理当局拥有一定的调控手段加以控制和影响,但以外币标价的资产风险,管理当局却不得不受制于人,本质上是将本国的部分金融市场调控权转让给外国政府。在采取盯市的会计准则下,或采取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融资体系中,资产价格的波动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经营、融资活动,都会产生现实影响。在外币资产(负债)更多的由居民持有的国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当政府以外汇储备形式,拥有大部分外币资产时,由于外汇储备账面价值不影响企业行为,在不引起投机资金攻击的情况下,影响相对较小。

  三是降低了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的金融条件和定价权。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本国金融市场的延伸,对于接受国际货币的国家而言,则意味着本国金融市场的收缩。金融市场具有规模效益,市场扩大能提高本国机构的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反之则会影响融资规模和效率。在具有先入优势和规模效应的领域,融资成本的降低将为其提供更快的进入门槛,获取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大量交易以其他国家货币计价,则在这些交易场所会形成影响全球的定价。拥有无限货币供给潜能的国际货币发行国,在资金上拥有绝对优势,短期内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世界定价权。

  在全球化环境下,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要崛起,仅仅依靠本国资源是不够的。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需要实现的经济功能是不相同的,需要经历债务国、债权国和债务国的不同阶段,只有充分调动全世界的资源为其所用,并根据其需要不断调整全球资源的配置方向,才有可能。完全通过实体经济的交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上述目标,甚至使用别国货币也会在一段时期内,满足以上要求,但本币国际化将有助于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实现以上目标。“一般情况下,君临世界的霸权国所拥有的力量中,经济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但经济实力最终是体现在国际资金循环上。要想形成领导世界经济的资金循环,占据核心地位,就必须拥有对外净资产,同时以此为基础,使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并得到全世界的信任。只有这样,资金才能够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正向亚洲转移,我国作为亚洲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也在稳步上升。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国民储蓄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对外净资产不断累积,成为世界资金供给的重要一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持续存在,具备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初步条件。

  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主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世界的绝大部分经济往来,仍不得不以美元等外币计价、结算,所有对外资产均以外币表示,货币错配问题严重,绝大部分转化为央行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进一步强化现有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不能充分利用我国已积累的美元资产为其提供融资,不得不高价在市场获取外币资金,甚至连这种行为也受到极大限制,进一步削弱了我国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已给我国带来巨大损失。我国要想长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并在世界经济之林中拥有立足之地,就要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逐步推进人民的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变革的有效手段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美元不受约束地发行,世界的美元周期明显,导致世界危机不断,主要是为解决贸易失衡设计的世界国际金融组织在应对资金流动急剧膨胀的世界经济金融波动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为充分利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制造一个又一个金融泡沫,世界金融危机不断。各国家已深切感觉到这个体制的缺陷,但受制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得不艰难维持,不断积累美元外汇储备。这种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金融危机,但同时也加大了美元本位,进一步加剧该体制内缺陷的积累和暴露时的危害。

  从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来看,建立超主权货币是较为理想的解决方式。但在建立这一模式之前,可能会有很长的路要走。中期内较好的选择是集中实力相当的国际货币,在一定程度内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形成相对均衡的格局。但这种格局的形成需要多个实力相当的国家(或联盟)存在,短期内还有一定困难。从美国本土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提供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契机,但改革仍将是渐进的。短期内如能在现有框架下,通过限制美联储滥发货币,加强金融监管减少存款货币的过度创造,同时加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家之间的协调,降低这些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减少国际金融体系波动。在这种体系的变更过程中,国际货币领域将以动荡为主。

  由此可见,加入这个货币区(与美元完全固定),或完全放任汇率波动(建立自己的货币区),并使用别国货币作为我国国际交往的货币,都将引入大量不必要的市场波动,不利于我国经济稳定增长。长远来看,我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建立自己的货币区,并以自己的货币为主参与国际经济,成为世界货币体系中重要储备货币之一。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既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可积极参与亚洲的货币合作,创建区域货币,使其成为世界货币中的一极。

  一般来说,区域货币合作可分为信息协调、资源协调和汇率协调。其中,信息协调通过国家间加强信息交流来提高福利。资源协调通过分享外汇储备形成储备库,可采用货币互换安排,也可采取共同储备形式。汇率协调对参加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实施限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开始谋求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从货币互换协议到东亚债券基金、东亚债券市场,2008年5月,东盟10+3财长会议一致同意出资不少于800亿美元,筹建共同外汇储备基金。2009年2月,该会议进一步将东亚储备库的规模扩张到1200亿美元。但一是由于通过汇率协调逐步实现共同货币,涉及到主权的部分让度,难度较大,可行性低;二是当前推动亚洲货币合作,日元将成为人民币的强劲对手,不利于人民币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能更彻底减少使用非本国货币带来的风险,推动人民币资产市场的发展,而且也拥有在未来合适时机,以更大权重参与亚洲货币合作的选择权。

  人民币已具备区域化的初步条件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人民币稳步升值,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基本的经济基础。从历史上看,英国、美国、日本都是借助贸易和投资的扩张过程,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我国整体上表现为贸易顺差,但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东亚则为贸易逆差,这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中趋升的情况下,输出人民币的机会。具体来说,我国在东亚地区充当重要的“市场提供者”和“净市场提供者”的角色。中国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不断上升,除中国香港和缅甸外,与1992年相比,大多数国家和地区2003年对中国的出口在本国(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有明显增加。2001年开始,在东亚,中国除对香港保持贸易顺差外,对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和台湾),均出现了贸易逆差,而且逆差额不断扩大。未来来看,这种趋势还将延续。根据Roland-Holst(2002)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将继续保持较大贸易盈余,而对东亚国家保持大约相同规模的贸易赤字。

  此外,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企业规模和效率不断提高,受资源约束,开始加快对外投资步伐,这时有意识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与我国贸易和投资扩张实现良性互动。

  事实上,虽然我国仍实行严格的资本账户管制,尚未有意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已部分实现国际货币职能。2005年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在中越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为81%,中蒙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为90%,中朝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为45%,中俄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15%。在蒙古境内大约有50%流通的是人民币,与我国接壤的蒙古边境地区甚至达到80%~90%。2005年末人民币现金在周边国家和港澳地区的滞留量约为216亿元,比2001年调查的滞留量多34亿元,占当年我国现金流通量21468亿元的1%。2005年人民币现金流出约为3906亿元,从境外回流的数量约为3807亿元。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总体表现为净流出,净流出数量约为99亿元,约为2001年的2.1倍,占当年现金累计净投放的5.8%。

  人民币区域化不能一蹴而就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过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是与本国经济实力、金融完善程度、宏观政策的稳定相联系,也与本国政策扶植相关,需要政府适时采取政策,引导本币输出,并通过制度等方式将所取得的成果固化。管理良好的本币国际化,能促进本国经济和金融发展,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日本在设计日元国际化过程中,提出某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满足的条件为:该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大;货币自由兑换、发达的金融市场;对于该货币的国际范围的信任。DwyerJr.andLothian(2002)运用一种广泛的时间方法,考察了国际货币的历史,从5~7世纪的康斯坦丁帝国的贝占廷金币、以及8~9实际出现的阿拉伯的dinar,到13~15世纪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货币、17世纪的荷兰盾到现代的英镑和美元,发现国际货币有五个关键特征:单位价值高;长时间相对低的通货膨胀率;由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发行;发行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国际货币的出现是人类行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计划的结果。没有一个国际货币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创造一个新的,他们作为国际货币的作用,是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被人们接受。蒙代尔(2003)认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取决于人们对该货币稳定的信心,而这又取决于以下因素:该货币流通或交易区域的规模;货币政策的稳定;没有管制;货币发行国的强大和持久,以及货币本身的还原价值。他认为货币作为公共物品,具有内在的规模、范围经济。市场的广度、深度,是衡量一种货币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程度,流通区域越大,货币对付冲击的能力越强。

  美元在战时价格稳定、可与黄金兑换,使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流动资产。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输出美元,迈出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一步。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通过资本项目逆差输出美元,之后则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美元。

  日本的出口企业为应对日元升值,1970年代初期将出口贸易改由日元结算,开始走上日元国际化道路。1984年大藏省开始主动推动日元国际化战略,在1980年外汇法修改的基础上,推动日本国内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利率的市场化与放松对短期金融市场的管制),促进欧洲日元市场自由化,并设立东京离岸市场。但日本企业并没有强烈的动力使用日元结算,加上日元汇率大幅波动,长期严格控制资本项目,限制了日元输出,海外的日元“资产池”不发达,境外投资者持有日元的意愿不高。1990年代,日本经济又陷入十年低迷,日元国际化出现倒退。1998年大藏省再次提出《关于推进日元国际化的政策措施》,但至今日元仍没有取得同日本经济相称的地位。

  德国在二战后成功进行了币制改革,稳定了通货膨胀,德国经济快速发展,在1960~1970年代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通过资本账户持续逆差输出马克,同时德国央行执行独立的反通胀政策,最终使马克成为国际货币,并在欧洲汇率机制中,扮演主导货币作用。

  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双刃剑,适应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的国际化将促进国内经济、金融发展,但超前与滞后都可能带来风险。具体来说,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在给其带来铸币税、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会给货币政策带来额外的复杂性,降低宏观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的有效性;在降低币种风险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的市场波动因素,在市场没有相应扩大的情况下,只会带来更大波动。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以单一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却又逃脱不掉“特里芬难题”的宿命。一国货币受到世界信任,在国际计价、交易和价值储藏中广为运用,世界对该国货币的相对需求大幅增加,表现为该国货币升值,产生贸易逆差。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引起其他国家对该国货币的信任危机,进而削弱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但是这个论证假设储备货币国过度发行货币,从而削弱了储备货币的价值。只有当储备货币国的货币发行能有一个明确的锚,则“特里芬难题”将不再成为一个难题。

  人民币作为主权货币,一旦实现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后,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这一“宿命”。对此,我们应看到,一是我国的人民币当前仍不是国际货币,根本谈不上“特里芬”难题。现在并不是克服这一难题,而是如何具有这一难题的阶段;二是在成为国际最主要储备货币之前,或者本国经济拥有强大创新能力,具有比别国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特里芬”难题并不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甚至不会构成一个问题;三是解决“特里芬”难题的最终方法,就是抛弃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将主权货币与商品价格等实际价值有约束地联系起来(即超越主权信用的过程,但与此相联系,本国货币也就失去了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归宿,也是在形式上保留人民币,实质上消灭人民币,寻找超越主权信用货币的道路。当然这是非常遥远的事,但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强化人民币的外部锚,建立良好信誉,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从另一方面来看,现有国际货币具有惯性,新的国际货币要想发展、甚至取代旧的国际货币,还必须经过艰苦斗争。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必然对现有国际货币带来一定威胁,会遭到抵制。本币国际化的过程,需要在润物细无声中逐步积聚国际影响力,最后达到水到渠成,否则很容易被扼杀在摇篮里。

  从我国来看,至少还存在以下四方面因素,导致我国并不具备迅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一是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谈判地位问题。选择本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需要企业在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有一定发言权。当然,随着人民币升值,很多海外企业也是愿意持有人民币;二是我国的贸易格局。我国在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但对美国、欧盟却是大量贸易顺差,加工贸易比重较大,还处在价值链低端,整体上表现为贸易顺差。在这种格局下,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企业的动机并不是很强烈。日元国际化并不是很成功,与此相类似的贸易结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完全自由兑换,这限制了海外企业获取和持有人民币资产;四是我国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市场的广度、深度都不够,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货币的国际化,尤其是作为储备货币,本质上就是本国金融市场在国际上的延伸,如果本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缺乏必要的基础,强行将这个市场延伸到国际范围,将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有鉴于此,我国不能超越当前经济、金融发展和管理能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件长期任务。当前,有必要为人民币国际化逐步积累基础和条件。除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贸易在价值链上的升级外,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准备工作:一是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快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投资区;二是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结算,允许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出口也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在对外援助、货币金融合作中,加大使用人民币;三是在人民币长期升值中,保持币值对内对外的相对稳定;四是提高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积极培育我国金融市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和自由化;五是改善我国外汇管理,渐进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化;六是适度加快参与亚洲金融合作,提高我国应对危机和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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